文/曾梦清代，福建闽县有个叫林云铭的人，受奸臣谋反的牵连，被关进大牢。他的妻子蔡氏因为丈夫下狱而忧郁不已，积久成疾，吐血不止，生命危在旦夕。为了救母亲蔡氏，女儿林瑛到处求医问药，效果都不明显。听到方士说人肉对治疗疾病有奇效，林瑛于是从自己手臂上割下一块肉，放进药中煎煮。神奇的是，蔡氏吃了后，不久就苏醒了过来。在中国的封建社会， “割股疗亲”是晚辈用来向长辈表达孝心的一种独特方式。就是当自己的亲人得了不治之症时，不惜从自己身上割下一块肉或部分器官，煮给父母吃，希望以此来医治好父母的病。从无数例证看，这种形式的孝道有时确实恰好医治了病人的顽疾，但大多数是亲人没有治愈，自己的身体也受到损伤。“割股疗亲”一直被标榜为至诚至孝的行为，但其实这一传统孝行刚开始并不是中原本土的风俗，其形成和佛教有着深厚渊源。推究“割股”风气的由来，始出于古印度佛教寓言中关于“舍身供养”和“医理方药”的传说。魏晋以来，佛教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逐渐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出现了“家家观世音，处处弥勒佛”的局面，佛教的“毁体祈福”风俗得以广泛传播。《法华经》就曾记载，药王菩萨在佛塔前自燃双臂，供养72万年。经中还赞叹了药王菩萨的这种烧身行为，并称之为“最尊最上第一施”，后世僧人就多以此处作为自己烧身的依据。除了“断臂燃身”，还有“割肉喂鹰”的佛教传说在中原流行。相传佛祖欲救鹰爪下的兔子。鹰说，你救了兔子我就得饿死，你不救兔子它就会被我吃掉，你看着办吧。佛祖于是割肉喂鹰。这些“舍身供养”的寓言，经过封建统治阶级的宣传和煽动，成为一种新兴的风俗。为了更好地融入中国本土文化，“割股”与儒家孝道融合，使“割股供佛”演变成了“割股奉亲”。以往流传的二十四孝中，就有“割肉疗亲”的故事。南北朝以后，佛教势力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日趋隆盛，寺院林立，遍布全国。佛经的广泛流传使其中关于“割股”可以治病救人的功效被更多人熟知。据《观音经持验记》载，明朝有个叫朱德贞的居士，因为父亲病驾，就“割股”侍奉父亲，后来父亲的病慢慢得以恢复。《本行经》说，佛在过去做王太子时，父王有病，医师说吃没有愤怒的人的肉可以治疗父王的病。太子自思我从来没有那些愤怒的情绪，于是命令宫人割自己的肉给父王吃。父王吃了后，精神大好，休息数日就痊愈了。依此佛教故事，唐代开元中明州人陈藏器就写了一本医书《本草拾遗》，上面明确叙述人肉可以治肺结核，从此民间以此为依据，多言人肉可以治疗疾病。佛教中所描述的“割股”具有“医理方药”的作用是“割股疗亲”得以广泛被民众接受的直接原因，民众期望这样的形式可以快速直接治好亲人的顽疾。此时，“割股疗亲”成了传统孝道的一种极端表达方式。有了佛教的影响，“割股疗亲”发展迅速。一方面有医生群体的告知和病人道听途说，“割股疗亲”的受众渐渐扩大。例如唐朝时，居士王友贞的母亲病了，他“割股”给母亲吃就是因为医生告知只有吃人肉可以医治。清代时，孔氏家族的圣聪侍奉自己的曾祖特别孝顺。曾祖有顽疾，久治不好，圣聪听从医生建议，“割股”做药来治疗曾祖的病。清朝光绪年间，徐水大营村人陈孝子，母亲病得严重，他听乡里人说用药和人肉熬制可以治病，于是用刀割肉下药，他的母亲吃过后病慢慢好了。大量割肉事实的发生加深了他人对此做法的印象，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他们在亲人生病时选择“割股”行为。另一方面，“割股疗亲”行为得以大范围传播，很大程度上受官方主流意识的推动，主要表现在物质奖励和行孝氛围两方面。在物质奖励方面，自隋朝陈杲仁的“割股疗母”受到政府旌表后，历朝历代对于“割股疗亲”或多或少都会给予旌表或奖励。国家的旌表和褒扬是使“割股疗亲”由个体行为扩展为群体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行孝氛围方面，社会四周流传着“割股”救父救母的事例，即使无效，当父母有疾病时，作为晚辈，“割股”具有的行孝内涵也会促使他们选择这一行为。“割股疗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逐渐成为孝行的表达，但它以损伤自己的身体为代价，这与儒家提倡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身体观相违背。然而，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在“割股疗亲”的孝行实践中似无作用。“割股”者在救治自己长辈时，考虑的是直接的行孝，根本不在乎愚昧与否、安全与否，只是希望借此能救治自己的长辈。同时，当“割股”者能获得金银等物质上的奖励以及荣耀门楣的精神鼓励时，他们会加深“割股”行为的正当性而表现得无所畏惧。由于传统的孝道根植人们心中，加上国家的宣传、褒扬的政策、民众的效仿、家族和社会对孝的教化和医疗条件的局限，“割股疗亲”这种传统孝道行为在古代中国有着持续流传的坚固土壤。不过到了现代社会，受佛教影响的“割股疗亲”逐渐被认为是一种愚昧的行为。随着社会的安定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蓬勃发展，人们医学常识的不断增加，迷信守旧思想也日益被科学所代替，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割股疗亲”孝行，已然成为一道多少有些令人诧异的历史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