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摩对中国佛教之最大贡献，就是他所开创的新禅法，经其后世弟子的阐发与弘扬，到慧能时正式形成禅宗。慧能弟子神会，坚持南宗为禅宗之正统所在，并认定自达摩至慧能六代系一脉相承，从此达摩被尊为东土禅宗初祖。再经日后各种灯录之渲染，奠定达摩在中国佛教史上万世不拔之基。达摩禅的山林佛教特色较为明显，最典型表现就是其头陀行性格。头陀行提倡少欲知足，是对修行者的一种规约。禅僧蓄徒聚众、游方乞食、行无轨迹的组织方式和生存形态，也一直遭到正统僧团与政府的打压。达摩头陀行思想与实践模式的意义在于，这种独处山林的修道方式，为以后道信、弘忍建立固定僧团与安居基地提出了课题和任务，同时也提供了可资吸取的教训和可避免的挫伤。特别是为丛林清规的产生找到了历史的必然性，更昭示了最大限度地适应社会现实是僧团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至四祖道信时，适应社会信仰环境，为禅修僧团创造一个适宜生存之所在，遂安居传法，倡导团体生活，经济上自给自足。五祖弘忍继承并发展了道信倡导的禅风，把农禅并举的精神贯穿于信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山居独处、禁欲苦行的修行方式，使达摩倡导的随缘任运的修行观落实到了实际的禅修生活中，中国禅宗的主要特色和基本组织形式也初步得以确立。这一修行方式的改变极大地缓解了禅修僧团与社会政治、经济间的矛盾，为解决当政者所头痛的社会游民问题提供了一种可接受的模式。至六祖慧能时，提倡“无相戒法”，不仅主张定慧不二，而且提倡戒禅一致。他把二者融会贯通，使原始佛教以后戒、定、慧三学分离的理论和实践得到统一，实现了禅修方式的革命。无相戒法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佛教戒律的意义，同时对后来禅门弟子破除束缚、任运自在的禅风有着巨大的影响。但慧能一系的这一态度，也为破戒提供了依据，结果日后一发不可收拾，破相犯戒成为南宗门下一代新风，教行不拘，率性而行，律仪法制于禅门已是名存实亡。及至百丈怀海创丛林清规，才使道风得以整肃。解决了禅僧的游走问题，使其安于一处，静心修行。但新的困惑与矛盾又产生，禅僧从修持理念至行为方式均有别于其它宗派，然其生活却依附于律寺，这样不合规度之事就会经常发生，修持行为与环境所在已形成尖锐矛盾。如何协调禅僧与律寺的不相适应性就成为佛教僧团的当务之急。百丈怀海适应新的寺院管理需求遂创丛林清规。清规的确立，使中国僧团走向了制度化、规范化的僧伽生活。由此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才算是从理论层面至实践层面得以最终完成。教团若要在变动的社会中生存发展，就必须与时俱进，去适应变化多端的社会实际，建立起适应于当时社会实际的僧制规章，这样才能保障僧团的和合清净，传承久远。如当代有持守真风的真如禅寺、有个性张扬的少林寺、有文化弘法的柏林禅寺，各具特色，显示了中国丛林制度的应世性与融通性，保证了丛林生活永久鲜活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