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简逸光佛教传至中国演变为汉传佛教，并产生出许多有特色的史传著述。这些佛教史传典籍，如《隆兴佛教编年通论》《佛祖统纪》《佛祖历代通载》等既受到《史记》《汉书》体例的影响，又参考了《资治通鉴》的编辑形式。佛教史传典籍的编纂具有宗教性目的，就是要建立佛教的历史系谱，并试图利用中国既已成形的经典形式，来为自己的著作背书。佛教历史的书与不书在佛教典籍中，通过《僧传》的辑录不仅能知晓高僧行谊，更能透过排列组合看到佛教的传承，因此，僧传可视为僧史，如《海东高僧传》。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宗派史的集结，透过一宗的传承世次，来呈现宗派正统，如《天台九祖传》《法界五祖略记》。对于佛教的传承而言，僧传与宗派史二者的导向目的比史的建立更为重要，形成的史传只是依据的形式。而《隆兴佛教编年通论》《佛祖统纪》《佛祖历代通载》等的编纂，却是导向史的呈现，宗派与僧传的传承在其中被淡化了。以僧传来说，其框架是以人为主；以宗派史来说，其框架是以传承为主。而佛教史著作以中国历史的框架套用在佛教的历史上，这代表其同意佛教历史的脉络可以中国历史的发展为主轴，且强化了“史”的意义。《佛祖历代通载》所载的多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印度佛教历史相对来说既少且略。通过人对世界的了解，知道有事发生即可写，无事便不书；或对发生的事知道的较详细，便能记录的多；知道的事少，能写的就少。所以有些跨度大幅度小，有些跨度小幅度大。不等距的编年史本来是书与不书的书写形态，但鉴于鲁史与《春秋》所记的事件可以相同，但呈现的意义可以不同，便可以理解作者在取舍书与不书时，是有意而为的。透过作者的书与不书，可看到不书的理由不全然是无事可书，而是可以选择不书；书的理由，不仅是有事可书，而是可以放大可书之事。《佛祖历代通载》基本上吸收了《隆兴佛教编年通论》的内容，但比对后可以发现，前者增加了更多佛教历史的记载，也有后者有记载而前者未记的部分。这足见所谓的佛教史，即便在最接近正史的教史纂写中，作者仍可通过书与不书来表达其对佛教历史的理解与建构。佛教历史的建构释念常在编纂《佛祖历代通载》时，用中国朝代记年，推之远古，自盘古起。此时释迦牟尼佛尚未诞生，佛教也尚未创立，此段历史与佛教本无相干。然而，佛教典籍中有论及世界形成过程，对释念常来说，佛教发源比盘古更早，故形成此书特殊的结构。《佛祖历代通载》对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的记载，例如，释迦牟尼佛生卒等事，当时中印双方并无交通，故实无所可书。今之所以能以分年比附的方式并陈，是从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回溯附合而上。而佛教传入中国始于汉明帝梦金人，遣使至大月氏国遇摩腾、竺法兰等，持佛像并四十二章经归洛。有的人认为佛教开始在中国活动之后，其成为中国空间中的存在，故亦成为中国历史之一部分，所以此间记载与中国历史共时并陈。佛教史传典籍有编年体形式，记佛教高僧时，多在单一时间点下记载。《佛祖历代通载》以法师卒年作为记载的置入点，如唐代赵州从谂禅师于唐昭宗乾宁四年（897）示寂，岁一百二十。则其生于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历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有百年，于诸帝时皆未书，而是在和尚圆寂时才以倒叙的方式，将其生平一并写书。这符合中国书卒所以盖棺定论的观念。此载似纪传体，如僧传。但它又不是以人为主轴，仍是以时间次序为框架，这便是佛教在撰写编年体时的一种权衡之法。综合以上对建立佛教历史的探讨，可以得出以下几点：首先，在书与不书之中，有些是事件上的抉择，有些则是添附上去的，如“旃檀瑞像”、“世尊示灭”、“大教东被”，三者除了作为时间坐标，也代表汉地对于释迦牟尼佛入灭后，选择以礼敬佛像、教法东传，作为记忆释迦牟尼佛的永恒刻记。其次，历史的描绘往往是在建构作者心目中的世界，作者拥有书写的权力，可以对笔下之人、事、物加以创造。佛教史传典籍塑造了佛教历史的面貌，可以重建传承之正统，可以品评人物得失，可以布局时间的先后重组。最后，在书写之外，不书的部分，往往是历史中刻意被忽略的部分，不书的理由来自史料的亡佚、隐讳书写、帝王禁忌等。因为有不书的部分，所以佛教历史的文本，不仅能让读者知晓佛教历史，更重要的是让读者看到未被书写的历史空白之处，以待后人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