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资料图)

佛教是中国古代影响最为深远的宗教之一，与儒学(教)、道教并称为“三教”，可见其深远的影响力。我们熟知，佛教起源于印度，却在中国开花结果，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宗教。而作为起源地的印度，佛教却几近衰亡，被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代替。早在汉代，中国人就知道西方有佛教这样一门宗教，只是上层统治阶级多以方术视之，佛教的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毕竟有限。

时机总会到来。东汉末年，统一的天下逐渐崩溃，取而代之的是军阀混战与封建割据，中原大地变成了苦难的修罗场。魏晋南北朝时期混乱的局势让义理精微，且强调因果轮回与出世精神的佛教得到了发展的良机。无论是喜欢谈玄论道的士大夫们，还是保受战乱之苦的黎民百姓们，都争相去佛教中寻找资源与慰藉，佛教不但得到了传播，还取代了魏晋时期盛行的玄学潮流。只是这样一门复杂的宗教传播到中原之后，人们开始疑问：我们只了解到佛陀教义的沧海一粟，博大精深的佛教经典我们并不熟悉。中国人强烈的求知心与西域高僧弘扬佛法的大愿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场场浩浩荡荡的译经运动。这场佛教东传的盛事，留下了如鸠摩罗什、达摩祖师、僧法显等我们熟悉的名字，他们为了信仰，历经千辛万苦，或从西域辗转前往东土弘扬佛法，或从中原前往西域学习佛教义理。

一部佛经从印度梵文准确、优美地翻译成中文，需要的是许多位精通佛教义理的高僧、学者的共同合作。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在翻译佛经的早期阶段，一些高僧由于条件所限，只掌握了一门语言即梵语，他们进入中原后，只有借助精通中文的学者才能将佛经翻译成中文。而那些深知中国学术的学者们，在翻译佛经时难免会用上许多儒家、道家的术语，也会掺入自己的见解与创造。比如鸠摩罗什在翻译《妙法莲华经》时，有两句话原文为“天见人，人见天”，而他的助手觉得这两句缺少文采，建议改成“人天交接，两得相见”，被他点头称赞。

伴随着佛教在中原落地生根，得到了更大的重视，后来的佛经翻译就是越来越严谨、庄重的一件事情了。在隋唐时期，翻译佛经需要建立一个庞大的“译场”，选拔国内最顶尖的高僧大德，约几百上千人。而翻译过程，需要十个步骤，被人称为“十部”。这十部职掌分别为译主、证义、证文、书字、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具体是如何翻译的呢?

首先要选拔一位译主，即译场的主持人，全权负责翻译事务。译主必须精通中文、梵语两门文字，并且对佛教的义理有极深入的研究，德行为大家公认。译主负责将梵文佛经翻译成汉文，一旦教理出现了歧义，需要由他全权负责判定得失与取舍。

第二部为证义，他坐在译主的左手边，与译主对翻译的文字进行研究考量，对不合适的地方提出修正意见，由双方辩论，决定结果。接下来，要第三部证文坐在译主右边，听译主高声朗读梵文，检验所翻译的梵文原文是否有差误。

第四部为书字，由他将佛经的梵文原本写成梵音中文，这是为了避免译主因不了解中文而出现反以上的错误。这些步骤做完以后，由笔受将梵音翻译成完全的中国语言，比如“纥里那野”，在这里就翻译成“心”;“素怛览”，在这里就翻译成佛经的“经”字。

第六部，由缀文来调整佛经的语言次序与文法。这是因为梵文与中文语法所不同导致。比如笔受那里写出“照见五蕴彼自性空”，就调整为“照见五蕴皆空”，如此调整是为了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

紧接着由参译校勘原文，并将佛经的中文再次翻译成梵文，反证翻译与原文是否完全相合，如果这一部得到的梵文与原来的梵文有不同的地方，那就证明了翻译过程出现了问题。

第八部，刊定。这是将翻译的汉文中冗长的部分删除。因为梵文的语法相对复杂，汉语较为简洁，如此就可以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

审订经文的最后一部是润文，他将佛经中原本不太符合语言习惯和美感的内容加以改动，主要是增加文字。

比如《心经》中所说的：“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里的“是故”是由润文所增加。

如此一部佛经大抵翻译了过来，然后交由第十部梵呗，用高声念经的调子朗诵经文，检验它是否顺口顺耳。如此，一部梵文佛经才能翻译成汉文，成为今天的我们所阅读、学习的佛经。这件伟大的工程凝结了无数人的心血与智慧，难怪女皇帝武则天在佛经前题写了开经偈：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正因此，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终于在中原落地生根，长出了灿烂的花实。尽管有无数正统儒家学者站在道统的角度把佛教看作“虚无寂灭”的异端之学并加以批判，我们却不得不承认佛教在传承的过程中实现了“中国化”。

或者说，中国人以恢弘的气势与胸襟接纳了来自异国他乡的宗教文化，并彻底将它融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无论是禅宗、净土宗、华严宗还是别的宗派，佛教都展现出了中国人的独特智慧与创新力，它呈现出与印度佛教不一样的文化特点。而玄奘法师数十年千辛万苦从那烂陀寺学习到的唯识宗，虽最接近印度佛教的教义，在中国却远没有如此大的影响，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本文转载自凌俊峰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