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大师像(网络图)

两晋南北朝，是佛教东传中国后生根开花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佛教信仰形态由帝王佛教向士人佛教，特别是民众佛教转型;佛教信仰圈由西来僧人向汉地百姓扩展;经论典藉由单本传译向系统性经典文本翻译发展，可以说如果没有两晋南北朝祖师筚路蓝缕、沥血叩心的辛苦经营，就没有慧日高悬、流光溢彩的隋唐佛教的盛世气象。在这一时期里，佛图澄、道安、慧远三人影响尤为重大。其中道安大师承上启下，着眼高远，僧团建设始终是他关注的目标与焦点。如果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来审视中国佛教早期的这一位领袖人物，不仅仅拘泥于思想史的研究，就会深切领会梁启超先生何以赞誉道安大师为“中国佛教界第一建设者”。

道安，本姓卫，常山抚柳(河北冀州)人。12岁出家，24岁时至邺城(河北临彰)，成为佛图澄的弟子。佛图澄死后，道安因避战乱，颠沛流离于翼，晋，豫一带，后在襄阳，长安等地组建僧团，编纂目录，整理新译旧译经典，制定僧尼规范，统一僧侣释”姓。他对中国佛教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对于其生平事迹，学界多有研讨，如宇井伯寿《释道安研究》、刘贵杰《东晋道安思想研究》、方广锠《道安评传》、胡中才《道安研究》等专著对于道安之生年、行历、成就均有详尽考辩，并有诸多创见。

一、从恒山僧团到襄阳僧团、长安僧团

荷兰学者许理和在其名著《佛教征服中国》一书中对道安僧团的评价是“佛教首次获得宫廷支持并首次由中国法师领导。”改变以往由印度或西域高僧主导的局面。道安是佛图澄弘法事业真诚的实践者和有力的传承者。他与佛图澄一样重视教团的建设。早期追随佛图澄，代师宣法，成就了“漆道人，惊四邻”的传奇。后避战乱，于恒山建寺立塔，接引天下学人，逐渐形成“道安僧团”。慧远、慧持等弟子就是于此时皈依道安门下的。道安的“恒山僧团”成为其基本队伍，也成为日后弘法的精英骨干。时值荒年，寇贼纵横，北地形势逼人，他南下避走，与弟子们离开河南，走到新野。为广布教化，命同学法汰率领弟子昙一等40余人去扬州，又命同学法和去四川，他自己则率领弟子慧远等400余人到襄阳，组建“襄阳僧团”，先住白马寺，再立檀溪寺。后前秦苻坚派兵攻占襄阳，将道安和朱序等人送至长安。道安遂住在五重寺，四方学者，闻风而到，僧众达数千人，形成庞大的“长安僧团”。

道安认识到教团建设是佛法的基础，僧团是弘法度众的主体。所以他一直致力于僧团制度的完善。佛教初传中土百余年间，“先是经法虽传，律藏未阐。”这就是说虽有经典的传译，却独缺律典的传来。道安认为，尽管大法东流，而佛教戒律却至为不全，“云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僧团业已成立，而维持僧团的制度却不完备。道安“住长安五重寺，僧众数千，大弘法化。”所以，对律藏的迫切需求是规模颇具的僧团最为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道安焦虑说：“戒立行之本，百行之始。犹树之有根，常以深恨。”

从《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中也可以感受到这份期盼：“法汰顷年鄙当世为人师，处一大域，而坐视令无一部僧法，推求出之，竟不能具。”拥有一部完整的僧法成为当时僧团最大的主题。而当时僧众的泛滥与世俗的混杂也会引起统治层的关注和不安。如后赵时，“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競出家，真伪混淆，多生愆过。”于此石虎曾提出质疑：“又沙门皆应高洁贞正，行能精进，然后可为道士。今沙门甚众，或有奸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简详议伪。” 拟行择别。僧团所应呈现出的清静如法的生活样态，所应具有的与世俗迥然有异的不共性的精神品格，已为僧俗、王权、民众所认同、所期待。如当时道安于襄阳已拥有数百人的僧团，为护持僧团之清静，以规约来规范僧众，遂制“僧尼轨范”。按《梁高僧传》记载是“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这样说来，道安因当时戒律未能完全传入，只得依律而立僧制来救急。“凿空开荒，则道安为僧制之始也。”

僧团制定了规约，日常修持才算有了依止。道安的好友习凿齿在致谢安的书中赞叹说：“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 将一个数百人的庞大僧团管理得道风井然，实在得益于轨范，这是道安在僧制建设上的成功之处。因而，此僧制一出，“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 道安也开启了中国佛教史上依律法而别立僧制之先河，这为日后禅林创立“清规”打下了伏笔。

此外，道安在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贡献就是统一僧人姓氏。初时中土沙门皆从师姓，师来自天竺则姓“竺”，来自月支则姓“支”，而由于各地各门姓氏不一，造成门派的分歧。这对中国佛教的一体化极为不利，道安以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决定佛门一律以“释”为姓。其后，《增一阿含经》传入中国，经中果然记载：“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道安之见，与佛经不谋而合，因此得到佛教界的共识，统一以“释”为姓，代代相沿，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特色。《高僧传》卷五《释道安》讲得很明白：“初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各不同。安以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乃以释命氏。后获《增一阿含》，果称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既悬与经符，遂为永式。”《历代三宝纪》中记载说：“魏朱士行创首出家服法，为僧犹称俗姓。吴晋相踵，弗革其风。逮自符秦，有释道安，独拔当时，居然超悟。道俗钦仰，众若稻麻。云既剃除，绍继释种，子而异父，岂曰相承?今者出家，宜悉称释。” 这一条透露的信息是，朱士行曾尝试为中土出家者创立僧仪规范，即“出家服法”，但其时僧人依然以俗家姓氏相称，一直到道安，这一习惯才得以改变。

道安之后，随着佛教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播，佛教与中国社会诸系统的协调也在各个层面展开。为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佛教内部又出现了许多依据律藏而制定的僧制轨范。这样在教团中就既有传自印度的戒律，又穿插了许多根据实际需要而订定的本土僧制。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中国僧人有了适合自身情形的规章制度，更为重要的是开拓了寺院规范的立法权，中国的僧团有了自己给自己订立规矩的自治权。可以说，在教团制度建设上，伴随戒律在中国的传播，那就是中国僧制的制定与流传，僧制几乎成为与戒律并行不悖的僧团规范。中国僧人对自己所制、所守的行为规范关注的并不在乎其是否为佛说，而是在于它们在中国的适应性与应用性。

道安大师塑像(网络图)

二、道安大师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

如果说佛图澄利用与后赵统治层的关系，使得正法得立，民听入道，不仅使佛教的弘化取得了国家政权的保护,而且为中国佛教僧团的建立赢得了合法性，更为中国佛教的展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那么道安就是在僧团成立的基础上确立僧尼轨范，开拓了僧团规范的立法权，对中国后世佛教教团秩序的建立，有极大贡献。而慧远对于中国佛教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不仅在制度设计层面多有建立，更在王权与法权、三教关系方面有较为深层的思索。他以包容平等的胸襟来建立庐山教团，使得僧俗良性互动，方内方外和谐共修。回顾祖孙三代相继撑起的中国早期佛教弘传大业，会有无尽的启示，在教团建设上亦有各自的特点。

1.教团内在建设的特色：

佛图澄处于教团草创期，所以随缘度化的色彩较浓。所谓“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受业追游，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且一万。”“受业追游”说明其弟子的来源更多是在游化中的随缘接引，佛图澄的主要使命是化导石氏父子，从社会管理层面为佛教生存、寺院建设、僧团成立求得合法性。其实三位高僧都是属于卡里斯玛(Charisma)型的佛门领袖。据道安《比丘大戒序》中说：“大法东流，其日未远，我之诸师，始秦受戒，又之译人考校者甚少。先人所传相承谓是。至澄和上多所正焉。余昔在邺，少习其事，未及检戒……”可见，佛图澄对当时所传戒律有所规正，是一个十分重视僧团戒律规范的人。佛图澄本人持戒很严：“酒不逾齿，过中不食，非戒不履，无欲无求。”如律的修为故有极大的号召力。

道安对于教团的成立表达出积极的主动性。他从佛图澄死后，避难恒山时就开始了教团筹建，他立寺建塔，弘宣法化，从恒山僧团，到襄阳僧团，再到长安僧团，他的一生是围绕着僧团的建立而努力。与佛图澄相比，他的弘化目标不是王权人物，而是建立纯粹的中国僧团，在其传记中没有看到太多对普通信众的接化，而主要任务是制定僧尼规范。他以不离不弃的精神率领着他的僧团从北到南，传灯续焰。如果说佛图澄当年的教团发起带有更多的草创性，管理是随缘的、松散的。比如其弟子僧朗建立“泰山僧团”，门下比丘尼安令首亦有200人僧团。那么道安僧团管理制度就是理性的，紧密的，有组织的，他要在老师赢得僧团合法建立的基础上，成立精金良玉般的真正汉地僧团。

慧远在教团建设方面可以说是后来居上。他是道安最为看重的常随弟子，从恒山一见之下，极为叹服，“以为真吾师也。”皈依后一直追随相伴，最后道安唯恐襄阳僧团遭受灭顶之灾，无奈分张徒众，以呈春风吹又生、星火燎原之势。慧远从此离开恩师，南下庐山，建立东林僧团。他没有辜负道安对他的嘱托：“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也完全领悟了离别时老师一言不发，“如汝者，岂复相忧?”的信任与期许。在恒山僧团时他便耳濡目染地体会着道安护法安僧的种种方便，襄阳僧团时更是从制度化层面上深受老师所立“僧尼轨范”的熏陶。

慧远的庐山教团，不仅有义理纯熟、戒律清明的出家众，也有虔诚修道、玄理精良的文人雅士，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颖之、南阳宗炳、张莱民、张季硕等，并弃世遗荣，依远游止。123人于东林寺同结白莲社共修，成为“道德所居”的模范教团。慧远本人生死以之的持戒精神更为《高僧传》所赞叹：“以晋义熙十二年八月初动散。至六日困笃，大德耆年皆稽颡请饮豉酒，不许。又请饮米汁，不许。又请以蜜和水为浆，乃命律师令披卷寻文，得饮与不，卷未半而终。”其精神足以感化一方。如果说佛图澄是在游化中接众，以随缘为方便;道安是建立纯粹僧团，以出家众为中心;而慧远是以寺院与四众为中心，建立和合共住的四众教团，恢复了当年佛陀僧俗共修的完整团体。

可以说从佛图澄到道安再到慧远，完成了从教团草创、初具规模、完善成熟的时代使命。

道安大师绘像(范曾绘)

2.教团外涉建设的形态：

政权对宗教的社会控制问题是从佛教传入之日起就存在的，历代高僧以高超的政治智慧来协调着王权与法权的关系，消解着二者之间的张力。在这祖孙三代身上同样体现了睿智的沟通协调能力。佛图澄与石氏父子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石勒称帝后，事澄弥笃，有事必咨而后行，并尊为“大和上”。石虎即位，更倾心事澄，有过于勒。其下诏曰：“和上国之大宝，荣爵不加，高禄不受。荣禄匪及，何以旌德?从此以往，宜衣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和上升殿，常侍以下，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上至。’众坐皆起，以彰其尊。” 更勅司空李农旦夕亲问，太子、诸公五日一朝，以表尊敬。佛图澄在后赵所受之尊崇可与后世“国师”地位相比。对于佛图澄的期待，石虎以“朕出自边戎，忝君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的旨意作了最好的回答。可以说佛法在后赵的落地生根完全依从于“佛法寄嘱人王”的思路格局。

在中国佛教史上，道安同样留下了千古闪烁的名言：“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有学者认为其间包含了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份无奈与权宜。道安于其师的弘法路径是有所继承，有所保留的。外弘因缘虽然不是主因，但却可以影响到僧团的内证。从道安传来看，他一反佛图澄的神异性，确立佛法自身的摄受力，以制度来护法安僧。但他也非常顾忌外围的形势发展，所以与政权有较好的沟通。道安到了襄阳后，不仅受到了朱序等达官贵人以及习凿齿这些豪富名士们的推崇、礼敬，而且还受到了东晋皇帝的礼遇。

《高僧传》中的记载说，时征西将军桓朗子镇江陵，请安暂往，而朱序西镇，亦请还襄阳，深相结纳。高平郄超，遣使遗米千斛，修书累纸，深致殷懃。道安以所住白马寺狭小，不能容众，拟扩建更立寺，时大富豪者，全力赞助，可以看到道安在民众中之影响力。当时凉州剌史杨弘忠闻听道安建寺之事，送铜万斤。苻坚也曾遣使送外国金箔佛像、金缕绣像等。东晋孝武帝司马曜，“承风钦德，遣使通问”。并特下诏书说“安法师器识伦通，风韵标朗，居德训俗，徽绩兼著。岂直规济当今，方乃陶津来世。俸给一同王公，物出所在。”出家人享有同“王公”一样的“俸给”。苻坚素闻道安之英名，常赞叹说：“襄阳有释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以辅朕躬。”随后苻坚派苻丕领兵攻占了襄阳，将道安和朱序等人都送到长安。苻坚对仆射权翼说：“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翼曰：“谁耶?”坚曰：“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这成为中国佛教史上一个有意义的话题。苻坚甚是看重道安，如僧传中记载说，“会坚出东苑，命安升辇同载，仆射权翼谏曰：‘臣闻天子法驾，侍中陪乘，道安毁形，宁可参厕。’坚勃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朕以天下不易，舆辇之荣，未称其德。’即勑仆射扶安登辇。”从此对话中可以看到苻坚对道安的尊崇态度。荷兰学者许理和评价道安说：“他对中国佛教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超过了他以前的任何一位前辈。”

慧远在政教关系上的姿态一直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面旗帜，他求宗不顺化，始终高扬“遁世之志”以及“不与世典同礼”的沙门传统，以《沙门不敬王者论》力主出家人应处“方外之宾”之位。但我们依然看到他运用善巧方便来维护佛教权益。《历代法宝记》中记载：“晋桓帝时，欲删除佛法。召庐山远法师，帝问曰：朕比来见僧尼，戒行不纯，多有毁犯。朕欲删除，拣择事今可否?远公答曰：昆山出玉，上杂尘砂。丽水丰金，犹饶瓦砾。陛下只得敬法重人，不可轻人慢法。晋帝大赦之。”慧远运用超常的政治智慧为僧团争取着更大的生存空间。据载他初上庐山时，江州剌史桓伊就为修建了东林寺;晋安帝途经庐山，慧远称疾不肯下山来见，晋安帝反派人致书问候。桓玄权倾当朝，一次他在征讨殷仲堪途中去见慧远，他知道殷仲堪在任荆州剌史时与慧远曾有交往，便问此次征讨，胜败吉凶，慧远笑而不答。他再问：“远公所愿如何?愿我胜，还是殷仲堪胜?”慧远说：“贫僧唯愿一切施主皆得安康，除此之外，别无他想。”桓玄听出话中之意，只是对天下的战乱不止，深怀忧虑，既不愿玩弄神异，预言吉凶，更不会对谁说一些奉承之语。桓玄出山后，对左右叹说：“此公乃平生所未见，怪不得天下称道，声望如此。”

慧远尽可能地利用自己的声望来为佛教的生存和发展争取合法地位。他“内通佛理，外善群书”，深得一些文人学士的欢迎。所以在庐山僧团周围又形成一个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体的居士群。慧远虽是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实际上他并没有绝离尘世，相反却与上层社会保持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他不仅结交文人名士，而且和朝官权贵、王公大臣乃至皇室也书信往来，关系甚好。他充分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广博的学问来调和佛教与名教的关系。慧远一生有其坚持，更有圆融，在中国佛教史上其“方外之宾”的僧格形象千古独步。他送客或散步，从不逾越寺前的虎溪。虎溪成为一种精神坐标，成为一条世出世间的分隔线，划定了方内与方外的界限，并演绎为一种超凡脱俗的精神象征，化现为维持慧远宗教信仰的僧格符号。

从佛图澄到道安再到慧远，可以看出在处理政教关系的循序渐进，从完全依赖，到有保留地依从，再到若即若离，其间各有因缘，无论高下，他们分别承担并成就着自己的使命，使中国佛教教团走上一条既保持自身出世品格、又与社会和谐相处的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