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法师画像(资料图)

如果说到中国佛教史上知名度最高的出家人，非大唐三藏法师玄奘莫属。因小说《西游记》的缘故，“唐僧”家喻户晓，是一个妇孺皆知的人物;撇开小说的虚拟，仅从佛教自身发展的历程来说，玄奘法师的卓越贡献也可彪炳史册，是佛法东传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研究中国佛教无法离开唐玄奘，无论从历史地理，还是从文学翻译;不论是从文献典籍，还是从宗派义理，玄奘的成就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印度文明与中华文明是形成于古代亚洲的两大文化圈。从地理上说，中印尽管都处于亚洲大陆之内，但一直被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阻隔，形成了完全异质的两大文化，很长时间处于相隔离的状态。西元前二世纪末，丝绸之路的开通，使这两大文化圈的交流成为可能。从此，在这条路上行走着的，就不仅是往来的商旅，还有各国的文化使者，佛教就是随着商旅马队的清脆蹄声传入中原内地的。

佛法初传中土，多赖中亚及印度高僧来华传译佛典，但其时并非有系统且有计划传入，而是随意性、随机性很大，由此，使得传来之典籍或篇章不备，或转译有误。“格义佛教”的产生既有中土思想家的有意误读，更是当时典籍不全、义理难解的应急之措。《宋高僧传》就说“初则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圆共凿，金石难合。婉配世间，摆名三昧。咫尺千里，觌面难通。”譬如，早期就把佛教视为一般黄老之术。而真实的佛法大义并不为人所知。为此，从曹魏末年朱士行开始，中土掀起一股西行求法的运动。据史籍所载，西晋有竺法护，东晋初有康法朗、于法兰，东晋中期以后又有竺佛念、慧常、进行、慧辩、慧睿、支法领、法净、智猛、法勇等。晋宋之际，游方西行僧人虽多，但其中以法显最为著名。在西行求法史上，人们也常常习惯将法显与玄奘并称，来赞叹他们舍生求法的巍巍功德。如唐代另一著名僧人义净律师在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就说：“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荒途，奘法师乃中开王路。其间或西越紫塞而孤征，或南渡沧溟以单逝。…然而胜途多难，宝处弥长，苗秀盈十而盖多，结实罕一而全少。实由茫茫象迹，长川吐赫日之光;浩浩鲸波，巨壑起滔天之浪。独步铁门之外，亘万岭而投身;孤漂铜柱之前，跨千江而遣命。或忘餐几日，辍饮数晨，可谓思虑销精神，忧劳排正色，致使去者数盈半百，留者仅有几人。”义净这番话，道尽晋、唐之际求法僧人往来中国和南亚间旅程中的困苦和危险。正是无数的祖师大德为法忘躯、行走在“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的路上，九死一生取回真经，使后人闻到了佛法，看到了经书。义净律师曾写的一首诗：

宋齐梁陈唐代间，高僧求法离长安;

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安知前者难。

路远碧天唯冷结，沙河遮日力疲殚;

后贤如未闻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

感叹今日触手可及的经典，其实背后浸润着古德先贤的鲜血与生命，每一页经书，每一行经句，都有生命的代价。吟诵经典，沐手梵香，怎能不虔诚恭敬!

同样令人感动的例子还有许多，如《求法高僧传》记载常慜法师说：“附舶至中天竺，船覆。舶主令上小舟济之，慜让余人求生，己则合掌面西念佛。念念之顷，舶沉身没，声尽而终。”千载之下，读来依然悲怆不已。义净律师赞说：“轻生为物，顺菩提心。忘己济人，斯大士行。”从中不仅看到西土高僧携佛法而东来的慈悲，更感受到中土人士西行求法的艰辛。

玄奘的孤影西征，同样充满着艰辛。西行之路，或山高道险，或风雪交加;或盗匪洗劫，或缺食断饮。唐太宗在《大唐三藏圣教序》中，对玄奘西行有如下的描述：“乘危远迈，杖策孤征，积雪晨飞，途间失地，惊沙夕飞，空外迷灭。万里山川，拨烟霞而进影，百重寒窗，蹑霜雨而前跃。”一次，他于沙漠中迷路，找野马泉不得。下马饮水，因为皮囊太重失手打翻仅有的水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说：“千里之资，一朝斯罄。”由此，心意彷徨，意欲东回寻求帮助，然走几里回头路后，想起自己“绝不东移一步”的发愿，并反覆诘问自己“今何故来?”终于再发誓愿，“宁可就西而死，岂归东而生!”在这样的绝境下，他四夜五日无滴水可饮，凭着信念，口诵观音菩萨圣号，默念《心经》，向西而去……

玄奘西行之前，中国佛教的主旋律依然是译经，历代祖师所做的努力，就是想让中国人明白佛陀到底在菩提树下悟到了什么?经典文本的学习成为玄奘早年的主要经历。他“备通经典，而爱古尚贤。非雅正之籍不观，非圣哲之风不习。”十三岁出家后，学《涅槃》，习《摄论》，对《法华》《维摩》《阿毗昙论》《成实论》《俱舍论》等均有涉猎。数年间就究通诸部，声誉大著。随着闻法日广，造诣日深，他深感多年来在各地讲演所闻，异说不一。《慈恩传》卷一记载，“法师既遍谒众师，备餐其说，详考其理，各檀宗途，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贞观元年(627)玄奘结侣陈表，请允西行求法。但因朝廷西线政局未稳，不获批准。然玄奘决心已定，遂抱着“一睹明法，了义真文;要返东华，传扬圣化”的宏图大志，“冒越宪章，私往天竺”。

玄奘在摩揭陀国那烂陀寺历时五年，跟随戒贤三藏学习，备受优遇，并被选为通晓三藏的十德之一。在印度，他依然是广参博学。戒贤嘱玄奘为那烂陀寺僧众开讲《摄论》《唯识抉择论》。玄奘亦曾著《会宗论》三千颂(已佚)，以调和大乘中观、瑜伽两派的学说。玄奘法师于印度最令人称道的是，在曲女城的大会辩论。戒日王以玄奘为论主，在曲女城召开佛学辩论大会，有五印十八个国王、三千个大小乘佛教学者和外道两千人参加。当时玄奘讲论，任人问难，十八天里无一人能予诘难。一时名震五印，被大乘尊为“大乘天”，被小乘尊为“解脱天”。玄奘随后又参加五年一度、历时七十五天的无遮大会，辩才无碍，声望如日中天。但在印度名满天下之时，他却不忘西行求法初心，谢绝诸国王之盛情挽留，踏上了东归之路。

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花了十九年时间到印度取经的玄奘，终于回到了长安。史载当时“道俗奔迎，倾都罢市”。不久，唐太宗接见并劝其还俗出仕，玄奘婉言辞谢：“玄奘少践缁门，服膺佛道，玄宗是习，孔教未闻。今遣从俗，无异乘流之舟，使弃水而就陆，不唯无功，亦徒令腐败也”。并表达了“愿得毕身行道，以报国恩”的心愿。尔后留长安弘福寺译经，由朝廷供给所需，并召各地名僧二十余人助译，分任证义、缀文、正字、证梵等职，组成了中国佛教史上最为完备的译场。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中，所做的工作主要是译经，总共翻译佛教大小乘经论75部1335卷，计一千多万字。现代佛学大师吕澂先生评价说“印度的佛学从汉末传来中国，直到唐初的几百年间，真正能够传译印度学说的本来面目，要算玄奘这一家。”

我们看到，在唐朝时，经过先前数代人的努力与积淀，佛教界已有条件对所传译的经籍，以及所奉行的教义、教规作一从容的审视。玄奘即是从义理的角度重新省察众生可以成佛。“一阐提人有无佛性”的论争，早在南北朝时就成为佛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到玄奘时，北方流行已久的《涅槃》《成实》《毗昙》与真谛在南方译传的《摄论》《俱舍论》，构成当时南北佛学的主流。玄奘游历各地，参访名师，发现于佛性之解说竟有十多种答案，深感义理含混，导致修学者理解不一，知见纷纭。特别是当时摄论、地论两家关于法相之说各异，遂有西行求法之愿。所以他把印度佛教的瑜伽有宗移植过来，创立了中国佛教的唯识宗，期望对中国佛教有所补益。展读中国佛教史，我们可以发现，在戒律制度层面，稍晚于玄奘的义净也遇到了与玄奘同样的困惑，印度僧团的实际修持与中国僧团的修为，到底有何异同?当时中土持律者诸部互牵的律法，是否是纯正的印度律法?这样他西行求法，携回了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希望通过对纯正印度戒律的弘扬，来整饬僧团，矫治时弊，力挽颓风。义净曾对此感慨的说：“于时叹曰，昔在神州，自言明律。宁知到此，反作迷人。向若不移步西方，何能鉴斯正则。”如果说玄奘的西行求法，主要基于义理的考虑，那么义净的西行求法，更多的是从戒律方面着眼。《大宋僧史略·此土僧游西域》中评论说：“若论传译之人，则多善一方，罕闻通解，唯玄奘三藏究两土之音训，瞻诸学之川源，如从佛闻曲尽意。次则义净躬游彼刹，妙达毗尼，改律范之妄迷。”

玄奘法师画像(资料图)

玄奘与其高足窥基，由于对唯识经论的传译阐扬，使得唯识学成为一大宗派，并薪火相传，风从影随，至近代仍有杨仁山、太虚、欧阳竟无等提倡弘扬，余音绵远不绝。如果说鸠摩罗什开演中观，令印度佛教空宗流布中土，那么正是玄奘师徒的努力，让瑜伽有宗得以辉煌。这样印度大乘佛法的空有二脉，双峰并峙，如日月同辉，普照华夏大地。

在翻译上，玄奘一改以往要么为忠实原典而偏于直译的方法，要么为文字顺畅而有违原典的意译，主张“既需求真，又了喻俗”的译经原则，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五不翻”，成为中国佛教译经史上的“新译”标志。欧阳竟无曾赞叹玄奘的翻译风格是：“一语之要，坚如磐石;一义之出，灿若星辰。”

玄奘法师还给后人留下了由其弟子辩机笔录而成的《大唐西域记》。此书共十二卷，介绍了西域及印度138个国家的风俗地理，“推表山川，考采境壤，详国俗之刚柔，系水土之风气”。对今天研究中印交通及中亚地区的民俗风情、人文地理，均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英国历史学家史密斯，曾对此书的功绩评价说：“印度历史对玄奘欠下的债是决不会估价过高的。”印度著名历史学家阿里也说：“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最后，再看玄奘法师所拥有的政治智慧。我们知道佛教自传入中土起，就存在一个佛教中国化与佛教化中国的问题。中华民族文化体系自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就已奠定，并在日后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体，诸学辅佐的多元文化格局，在道德规范、礼俗规制、伦理纲常和心理定势方面，都有一个较为稳定牢固的精神信仰机制。所以，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初传中国首先所接受的，就是来自这一古老文明对它的审视和鉴别。如印度佛教中剃发染衣是保证僧相毕现的最基本要求;不拜君亲，则是保持出家人出世品格的保障。但在当时士大夫看来，僧人离家弃亲是背离人子之道，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圆颅方领是有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及汉地衣冠文明的古训;不拜君王，是违背忠君的传统道德;不事耕作更被轻视为不劳而食的社会蠹虫。所以模范依从印度传统佛教仪制，在中土反而是被视为不合时宜、有违人伦道德的行为。从东晋至唐，由此而引发了长达数百年的文化争论。佛教的本土化问题一直是佛门领袖关注的焦点。从东晋道安法师时就明确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原则，确立了中国僧团的弘法模式。慧远指出僧团是“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鸠摩罗什依后秦国主姚兴的支持，得以创立“关河之学”，使中观一脉得以发扬。据说唐太宗初见玄奘，玄奘他回国之初，唐太宗对他说：“朕今观法师词论典雅，风节贞峻，非惟不愧古人，亦乃出之更远。”并“因劝归俗，助秉俗务。”后又“每思逼劝归俗，致之左右，共谋朝政。”但玄奘上奏“玄奘从西域所得，梵本六百余部，一言未译。”他“专精夙夜，不堕寸阴”，一门心思译经。其实玄奘并不是置太宗的优渥于不顾，他或上表称贺，或让太宗为译经御笔赐序。唐太宗在《大唐三藏圣教序》中，高度赞扬玄奘法师说“有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幼怀贞敏，早悟三空之心;长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故以智通无累，神测未形，超六尘而迥出，只千古而无对。”玄奘上表祝福“皇帝皇后重晖日月，合德乾坤，永御金轮，独昌沙界。皇储隆盘石之固，诸王茂本枝之荣。”我们可以看到，玄奘在归国期间，始终与雄才伟略的唐太宗以及后来的高宗，保持紧密的关系，以保证自己译经事业的正常开展。玄奘善巧运用王室的支持，来完成自己的弘法事业，而对世俗的名利并不看重。道宣律师赞扬玄奘说：“虔虔不懈，专思法务，言无名利，行绝虚浮。”

“愿以所闻，归还翻译，使有缘之徒，同得闻见，用报师恩。”遥想大师千年前的风采，仿佛看到大师风中飘动的衣袂，依稀能听到大师演法的狮吼雷音。我们今天重温玄奘大师的情怀，回顾大师走过的路，缅怀大师的法乳深恩，正是为了回应大师“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悲心切愿，为今天的和乐人群、报恩社会而精进不懈。最后借用赵朴初老人的一首诗来作结语：

信知此土有深缘，圣教三车独得全。

誓续慧灯无尽际，时轮再转两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