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东林寺(资料图)

东林寺是江南名刹，佛教净土宗祖庭。

第一次去东林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寺院大，游人多，时值修复扩建，显得有些乱。很出我意外的是：鼎鼎大名的虎溪竟为寺前一条小水沟，沟旁立一块尺余高、上刻“虎溪”二字的石碑。

1992年我在省政协《江西政协报》(后改为《光华时报》)打工，年初全省开“人大”、“政协”两会，作为记者我采访了参加政协会议的佛教界代表果一法师与一诚法师。两位高僧同住一室，果一法师时任省佛教协会会长，是东林寺住持;一诚法师为副会长，兼任云居寺住持。果一法师年轻时曾在星子县栖贤寺为僧，1949年洋人偷窃寺藏古画《五百罗汉图》，他无辜被羁县狱。听说我是星子人，彼此之间交谈更为亲切，采访变成了轻松的聊天，他对我详细谈起了那次失画及入狱、出狱的过……1994年果一法师在东林圆寂，不久一诚法师升任全国佛教协会会长，此后我与二位高僧再无联系。后来我虽也曾去过几次东林寺，但由于是法门之外的俗人，每次只是当一回匆匆过往的游客。

2015年2月，东林寺住持大安法师邀请我主编《东林寺志》。我感到有些突然，作为一位“不谙法门事”的俗人，我不得不掂量、慎重考虑寺院之邀。尽管我曾主编出版了《万杉寺志》，但万杉寺历史要比东林寺要短得多，名气也稍逊。几经犹豫，最后我还是同意接受这一重任。

自慧远大师东晋大元十一年 (386年)建寺以来，东林寺有1600多年的历史，却没有一部寺志。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藏书家晁君石曾藏有佚名者撰《庐山东林寺志》，但后来此志失传。因此，这次编修的《东林寺志》，应是东林建寺以来第一部独立的寺院志。

3月初，与方丈共同拟定基本篇目后，我便开始了《东林寺志》的编撰工作。由于参与撰稿者多为有较高学历的东林僧侣和居士，加上前人为志书搜集了一定的资料，我又是性急之人，所以修志进展比预想快。2016年6月，一部40万字、分18章37节的《东林寺志》初稿经过各堂口校对，已经装订成册。根据以往经验，如果对此稿稍加删节，再请行家进行校对，查检硬伤和纠正错别字，书稿就可以进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可惜出于诸种缘由，这部内容较全面的《东林寺志》却一时难以面世。对我来说，不免有几分遗憾。

因为修志，我多次留宿东林寺，陶醉于晨钟暮鼓和悠扬的诵经声中。“霜清东林钟，水白虎溪月”。那些日子，我或在虎溪两岸徘徊，探访村夫野老，寻觅东林旧事与历代高僧的足迹;或爬梳史册，从浩繁的旧典中体察东林的兴衰枯荣。一年多来，我与寺院各堂口的师父们接触，向他们请教，无论是沙弥还是法师，大多都很谦和、礼让，我感受到浓郁的佛家气息。

东林是千古名寺，一度为佛教东传的重要驿站，南方佛教的中心。在悠长的岁月里，成千上万的佛子在东林修行礼佛。可惜由于战乱和年代久远，散见的史册中能找到的僧人仅有350多名，有记载的住持也只有60位。这些住持除了慧远大师，还有熙怡、灵澈、正言、常总、祖訚、普度、 中峰明本、山铎真在……他们都曾是江南名重一时的高僧大德。

慕名而来的名人显宦更是多如过江之鲫：李白、白居易、苏轼、黄庭坚、陆游、王阳明、康有为……由于陶渊明、陆修静与慧远三位大师在东林寺的交往，“虎溪三笑”的故事千古流传;白居易隔虎溪构筑了他的庐山草堂，还将自己的诗文全集存放在东林寺内;诗仙李白几次游东林，《别东林寺僧》与《庐山东林寺夜怀》是他流放夜郎前后不同的诗作;苏东坡的《题西林壁》更是脍炙人口……“寺因山而钟灵,山因寺而闻名”。高僧大德们驻锡东林，名流雅士往来东林，庐山之闻名虽不因东林寺，但东林寺确实为庐山文化增添了情韵风采。1928年胡适在《庐山游记》中称：“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和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揭示了东林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早在唐、元时代，东林寺就有与海外交往的历史：一次是唐天宝九年(750年)杨州鉴真大师第六次东渡日本前朝礼东林寺，偕寺僧智恩渡海至日本，净土宗遂传日本;一次是元至治元年(1321年)日本大阪留学僧澄圆到东林求道，临别时庆哲大师赠白莲种。澄圆回国后凿池种莲，东林白莲渐盛于日本净宗道场。1990年10月，日中友好净土宗协会访问团访东林，专程将原自东林引种的白莲种子回馈祖庭，一时传为佳话。

……

上述这些可能为一般人所知，但更多的东林史事，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中。

庐山东林寺(资料图)

虎溪因东林而闻名，一直流淌在中国文学史与宗教史中。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却将寺前一条与虎溪平行、相距仅数十米的小水沟当作虎溪，真正溪流湍急、溪声震耳的虎溪反倒成了无名溪(近年才被取名“东林河”)。这次修志，我爬梳史料，反复寻证，终于分清了真、假虎溪。

东林寺为净土宗祖庭，可在后来很长的岁月里，这里成为律宗与禅宗的道场。从唐至德初年(756年)熙怡大师起，东林住持多为律宗法师。宋代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宋太宗还一度改寺名为“太平兴国寺”，若干年后才又恢复原名。宋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宋神宗诏“革江州东林律院为禅席，命常总禅师居之”，律宗的地位被禅宗代替。到了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弘扬律宗的三昧寂光律师又代替禅宗，住持东林寺。光绪三年(1877年)，东林寺再归属禅宗，并成了“子孙庙”。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国家宗教政策落实，果一上人在地方政府和各地信众的支持下，东林寺才又成为净土宗道场。

由于战火和朝代更替，东林曾屡兴屡毁，最繁盛期为唐、宋两代，其时东林寺建筑宏伟，经藏万卷，殿宇金碧辉煌，号称“万僧之居”。南宋初陆游、周必大游庐山，二人这样记述东林寺：“殿阁极天下之壮丽，虽闽、浙名刹不能逮……寺极大，连日游历犹不能遍”;“楼阁华燠，宛如仙宫”……可惜南宋中、晚期间，寺院不幸两次失火，后虽也曾屡次重建，但规模均大不如以前。元延佑七年(1320年)，寺院又一次毁于火。此后因白莲教兴起，寺院渐趋衰败、沉寂， 至明、

清及民国时期，东林寺一直无兴复之机，遂堙没无闻，成了子孙庙。

“白莲教”与东林寺本不相干，然而自元代起，每逢社会不平与生活艰辛让人们难以忍受时，下层百姓尤为向往慧远大师所追求的“净土”世界。于是，领头者便利用这种心理，假借“莲池结社”，“共期净土”的名义秘密结社，然后揭竿而起，暴力对抗官府，引发绵延数百年的白莲教起义。白莲教从此为朝庭所忌，东林寺因而一直笼罩在它的阴影里，东林寺的兴衰被 “白莲教”和“白莲教起义”所左右，直到清代灭亡。晚明诗人陈昂游东林，曾赋诗描述寺院的萧条：

“欲寻神运殿，一径尽莓苔。钟响日先落，溪荒月少来。大都身后事，难免劫余灰。千载相逢晚，白莲不再开。”

1959年7月，周恩来总理在江西省省长邵式平陪同下访东林，有所叮嘱。不久，省政府拨款5万元，后又调果一法师主持寺务，东林寺有所修复。

“文革”十年浩劫，东林寺厄运难逃，神像、文物被毁，僧人遣散，寺院先被学校占用，后又成了公社(乡)的化肥厂……1978年，有关部门决定恢復东林寺，6月，果一法师返东林重任住持，东林寺开始了新的复兴。果一上人圆寂后，传印长老与大安法师先后继任方丈，随着社会财富日渐增强，东林寺开始进入历史鼎盛期，香火旺盛，信众遍布，寺院规模宏大，殿堂雄伟，为东林历史之最。除了山北祖庭，寺院还在庐山西南方建立净土苑，占地 3000多亩。

东林寺1600多年历史中，经历了无数次的兴衰枯荣，即使沦为“子孙庙”，也有僧人坚守，不乏学者关注。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古直(古层冰)、李拙翁等名人曾募资为寺院建造殿堂僧寮，并购回了40亩寺院的土地山场，古直还在东林寺设帐课徒，著名作家杜宣为其学生之一。1998年10月，杜宣撰文《东林寺的怀念》，回忆他在东林寺读书的岁月。

庐山东林寺(资料图)

被称为暴君的隋炀帝杨广，也与东林寺有交往，还曾是东林的大檀越(功德主)。现代公路出现之前，江州通往南昌的古驿道从东林寺门前经过，每日里人喊马嘶，影响东林寺的安宁与僧人的修行。隋初，天台宗大师智顗驻锡东林，隋炀帝杨广时为晋王，他笃好佛教，很尊重智顗大师，称智顗为智者，智顗遂又称智者大师。到东林后，智顗写信给杨广，希望他成为两寺(峰顶寺、东林寺)檀越，还希望能制止行人车马在东林寺门前停留、吵闹。杨广很快复信，表示愿意做两寺檀越，告诉已令江州官府张贴公告，禁止车马在东林寺前停留、喧哗。几个月后，杨广又遣主簿王灌给寺院送去法衣六件，盐一百斛，米一百斛，并指定“盐米悉出江州正仓”。

隋炀帝虽为暴君，但他写给智顗大师的信，态度恭谦，文辞优美，其592年农历3月一信云：

“暮春暄和，寺众清胜，禅悦法喜，致足恬怀，罏(通垆)峰香气，烟霞共远，智者经託(托)胜地，为在总内，令为檀越，诚深随喜，更追厚愧，善当敬朂(音xù古同“勖”。 勉力、勉励之意 )，杨广 和南(佛教语，意为稽首、敬礼)。三月二十一日(《与峰顶寺书》)”。

……

东林旧事说不尽。

2016年夏日里一个清晨，我站在庐山仙人洞旁御碑亭凭栏远眺，山下东、西二林寺和田园风光尽收眼底。从千米高处下视，寺院宏伟殿宇与寺后的高塔都显得很小，联想到东林漫长的历史，顿时，我仿佛看到岁月之河在蜿蜒流淌，从远古而来，向天际而去。这是一次历史的眺望，万千感慨一齐袭来：千余年中，有多少僧众在这里修行、礼佛、弘法，东林寺成为佛门弟子和广大信众的精神家园与信仰圣地，佛教在这里传承、发展，与璀璨的中华文化相融合。

——2016.12.21 冬至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