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佛陀遇到孔子：谁是“一心二用”的宗教

如果将儒教与佛教的起点都放在公元前6世纪，即分别从孔子和释迦牟尼开始，那么我们会发现二者有一些惊人的相似性。这包括：

首先，二者最初都是学派，换言之，其宗教性并不突出。早期儒家的学派性质为我们所熟知，但作为学派，其最关心的是哲学而非信仰问题，并且在哲学中又最关心的是伦理或道德问题而非抽象思辨问题，所有这些自不待言。其实早期佛教亦然，正如托卡列夫所说：“曾几何时，所谓佛教世界观，与其说是宗教体系，毋宁说是哲学——伦理体系。”托卡列夫还说：“早期佛教的重心在于道德范畴，在于世人的伦理规范。”并且说：“早期佛教的认识范畴，较之伦理范畴大为逊色。这一范畴极为朦胧。佛陀本人并不注重纯玄学问题，而认为宣讲人生修持之正道至关重要。”这些可以从早期佛教如四谛、八正道等基本教义中看出。总之，无论是早期儒家，还是早期佛教，其哲学更重于信仰。

其次，与前一点相关，无论是儒家，还是佛教，都非常注重个体的心性修养，这既是两家学说从最初或创始阶段由第一代先哲所确立的，并且也在以后的发展中为后来的追随者所奉行和发扬。例如我们知道早期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都非常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并且坚持以修养来作为判别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几乎与此同时，由释迦牟尼所创立的早期佛教也奠定了以心性修养为根本的基础理论，这也是早期作为学派的佛教的基本目标。再如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也在心性或佛性问题上作了很多探究，从隋唐至两宋都不乏为人称颂的高僧大德。同样，宋明时期的儒家也重视传统儒学心性修养的传统，并由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以心性修养为基本要义的宋明儒学时期。

再次，二者由于都是哲学学派，因此都有强烈的理性主义精神。这样一种理性主义精神主要体现为具有无神论色彩，反对偶像崇拜，对巫术加以斥逐等方面。在这方面，韦伯就有透彻观察。如关于儒教，韦伯说：“儒教徒，原则上，与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清教徒一样，怀疑巫术的真实性。”又说：“凡是以古典的生活方式过活的人，就不必畏惧鬼神；只有踞高位而不德者，才会使鬼神有施力之处。”又如关于佛教，韦伯说：“在与俗人的关系上，原始佛教至少相对而言——或者根本就是——反巫术的”。“同样的，原始佛教至少相对而言是反偶像的。佛陀禁止他人为自己造像的禁令，确实也传承下来。”其实，这也是古代希腊哲学所具有的现象，大凡理性运动都会导致无神论倾向。

最后，二者又都属于具有良好知识训练的阶层，因此其“教养”或“精英”特征十分明显，并且，这样一个阶层有明显的优越感，但因此也与社会大众有一种疏离感。对此，韦伯十分敏锐地指出：在亚洲，普遍“有一道鸿沟将有学识的‘教养人’和无学识的俗民大众相隔开来。”他说：“整个社会分裂成两半，一边是有知识、有教养的阶层，一边是没有教养的平民大众。对于高贵的阶层，诸如自然、艺术、伦理、经济等现实世界之切事的内在秩序，全都隐而不显，因为他们对这些似乎一点儿兴趣也没有。他们的生活样式是以获得非日常性为取向，例如，将其重点彻头彻尾置于追循模范型先知或智者上。”这在儒家，主要是精英与大众的分离，在佛教，主要是僧团和僧众的区别。

以上是儒教与佛教的主要相似之处。

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相似之处，我们便可以解释为什么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其理论或教义就一直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士人。宋代以后，知识分子更是自觉地吸纳佛教哲学中的思想和智慧。甚至在后来，空寂、空灵也像儒雅一样成为某种高贵气质的象征。当然，所有这些都存在于精英层面。正是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精英在心灵和精神上产生着共鸣并使之能够相互感应。

但儒教与佛教的确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儒教与佛教的第一个区别就是伦理在各自生活中的地位与意义不同。我们知道，儒家或儒教自始至终保持着很高或很强的伦理诉求。这样一种诉求在早期主要是针对精英阶层的，其形成于春秋战国的儒家创始期，由孔子、孟子和荀子等创始性人物加以规定，对于道德生活有着很高的要求，以后汉唐时期基本上遵循的是这一传统。至宋代，儒家的这种伦理诉求进一步向平民或大众层面下移，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各种各样的家法族规的广泛出现，这使得宋代的家族或宗族具有了某种类似犹太和基督宗教平台的性质，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伦理也具有宗教伦理的意义。关于儒教与犹太教、基督教的相似性，杨庆堃指出：“在西方文献中，儒学常被当作宗教来看待，这种观念一部分来自基督教传统的影响，系统性和道德价值的强制性主导了基督教传统的宗教功能，在中国社会，儒学的道德价值毫无疑问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并被广泛接受。西方学者采用功能主义的视角，将儒学视为宗教，这样就给无神信仰体系处理生活的终极意义一个正式宗教的地位，因为儒学的确发展成了一个带有终极道德意义的体系。从上述任何一个观点来看，将儒学当作宗教来对待都能站得住脚。”但佛教显然与儒教有所区别。严格地说，佛教并不是一个以伦理或道德生活为主旨的宗教，这可以说是佛教与儒教之间的最本质的区别，而这是由出世的基本面向所决定的。由此，佛教对于伦理的要求是比较宽松的。

儒教与佛教的第二个区别体现在对于功利的态度上。我们知道，在儒家的理论或思想传统中，道义原则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如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这里的“以为上”，即我们今日所说是第一位的。孔子又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这里的“以为质”的“质”，即本末之本、体用之体。孔子还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这里的义又具有唯一性。相比之下，唯功利的目的或诉求始终是受到拒斥的。例如孔子说：“见利思义。”（《论语·宪问》）“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沦语·述而》）这样一种重义轻利的原则可以说是贯穿儒学或儒教历史的始终。然而佛教有所不同。如前所见，佛教有十分明显的功利主义特征，这是因为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始终要面临如何扩大信众的问题，简言之，佛教在吸引信众方面，基本上采取一种功利主义的策略。这个问题早在印度早期佛教部派分裂后就产生了。在大乘佛教的传播过程中，特别是在其传入中国以后，这一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正体现了儒教与佛教的区别。佛教有着分裂和双重的特性，精英也即僧团与僧众的要求甚至可以判若天壤，而儒教则是一以贯之的，这既包括上下或空间（社会）的一以贯之，也包括前后或时间（历史）的一以贯之。

以上即是儒教与佛教的区别。在更大的意义或范围来考察，这种区别也是佛教与亚伯拉罕宗教系统之间的，但如前所见，儒教却被认为与犹太教和基督教具有相似性。

综上所述，儒、佛二教的异同特征可以概括如下——佛教有着典型的双重教格：一方面它是一个典型的高端宗教，并由教入学，这主要是在精英层面；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低端宗教的典型特征，且由教入巫，而这主要是在大众层面。总之，佛教是集高端信仰与低端信仰于一身，这是一个一心二用的宗教。儒教相比之下具有最高端的性质特征。尽管儒教也有鬼神信仰等较低端的形式，但总的来说，儒教对信仰问题持有一种理性的尊严，其拒斥巫术，并由此发展出无神论的倾向；特别是儒教及儒学体系发展比较完备的伦理和道德观念，由此在相当程度上与犹太教和基督教同质。当然，我们也应看到，无论是高端的形式，还是低端的形式，由于没有经历宗教革命的脱胎换骨和浴火重生，因此，中国所有的宗教都与原始信仰有一种牵连或瓜葛。就此而言，种种不同的宗教或信仰都并非是不同或对立的，它们都有一个共同并极具个性的名字：中国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