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佛教，不少人马上会联想到寺院里、银幕上圆领方袍的法师、比丘尼的形象。的确，佛教徒虽分出家、在家二众，但以出家众为住持教法的核心、骨干，更由形服之殊和出家禁欲的鲜明标帜，给人以深刻印象，能使人从僧尼的生活方式和人格形象窥见佛教宗旨的大概。出家学佛一事，在南传佛教国家和藏族地区，乃是为众人所理解、钦敬的高尚之举，但在极重家族伦理的儒家思想长期统治浸润下的中国汉地，往往遭社会人士的误解非议；一些人或因目的不纯而出家，或出了家而不知出家人应行之事，素质低劣，不具僧格，从而更给了辟佛者以口实。本文拟探源于教典，就出家的旨趣、出家人之正业、皈依僧宝等有关问题，作一些探讨。

出家修道之旨趣

出家之制，并非佛教所开创，源出古印度婆罗门教。按婆罗门教规，一个婆罗门（祭司）种姓男子的一生，分为四期，在第三期尽了社会责任之后，于晚年（第四期）应出家入林，修道求解脱。即使贵为国王，也多如此。供养出家修道者，在民间形成风俗。至佛陀时代，各种沙门集团勃兴，它们虽反婆罗门教的三大传统信条，但仍多继承发扬出家修道之制，大批修道之士隐处山林，巡行城乡，云游乞食，形成人类历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佛教，即属新兴沙门集团之一。据传释迦牟尼为太子时，游观都城之四门，在前三门分别见到老、病、死的苦况后，于第四门看到出家修道者，乃萌出家之念，后来终于毅然舍弃王位尊荣、夫妻恩爱，出家求道。他成道后所创立的佛教，也实行了有自家特色的出家之制，出家僧尼与外道出家者一样，通称“沙门”（S/raman!a）。后来，在印度宗教影响下，基督教、道教、伊斯兰教等，也都先后建立有出家修道之制。

出家修道，是一种为追求某种超越性理想而献身的高尚行为，与因生理、心理、贫穷等原因而过独身生活者有别。与神教徒做神甫修女是将全身心奉献与神不同，佛教徒的出家，是为摆脱家庭恩爱的牵缠，世俗事务的干扰，精勤修习戒定慧等学，以求解脱生老病死等苦，获得永恒安乐，彻底解决人存在的根本问题。大乘佛徒的出家，更发心弘扬正法，普度众生，报四重恩，“将此深心奉尘刹”，为无量众生求永恒安乐而奉献一切。释尊当年出家时发的誓言说得很清楚：“我若不断生老病死忧悲苦恼，终不还家！”（《大善权经》）“我今为诸天人世间作利益故，发心出家”，“我今欲为一切世间求解脱故，出家修道！”（《佛本行集经》卷十六）

被儒家视为天经地义的夫妇父子等伦常关系，在佛陀洞彻三世的慧眼观来，不过是由欲界烦恼和怨债酬偿等业力所构成的暂时性的因缘假合。家庭肇端于夫妇，由男女两性的性爱、性欲为基础而建立，性爱、性欲以深重我、我所执为本，是导致众生轮转六道、孳生种种恶业及苦恼的渊薮。《圆觉经》云：“当知轮回，爱为根本，由有诸欲，助发爱性，是故能令生死相续。”夫妻恩爱，父慈子孝，虽然出生人精神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天伦之乐，但终归为无常之物，必然产生生离死别的苦果，更何况往往由恩生怨，由爱生忧，乐始终与苦相伴。恩爱无论多深，就算是山盟海誓，到头来终难免长别永诀，恩爱愈深，爱别离的苦痛也愈大。

死后神识由各自的业力驱使，轮转六道，纵使呼天抢地，苦泪流干，亦再难重逢。家庭，非但不是永久的归宿，而且令人爱染成习，如饮咸水，永处于爱的渴求中而不得安宁，出生烦恼业种，由此堕于生死轮回的恶性循环，向驴胎马腹里受生，镬汤炉炭中熬煎，今生的夫妇，变成来世的母子，前世的怨家成为今生的父子，颠倒错乱，愚迷不觉，在有宿命、天眼智者观来，真是既荒唐而又可悲的事。出家学佛，正是出于对生死轮回的畏惧，从而摆脱恩爱系缚，为永断自他的生死苦恼、到达究竟安乐的归宿而修道，如释尊所表白：“假使恩爱久，共处至命终，会别离见此，无常须臾间，是故我弃舍，恩爱永离别，志求无上道，愿度一切人！”（《佛本行经》）

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家庭乃私有制的产物或发源，私有制，为产生剥削、压迫、奴役、战争、营私舞弊、尔虞我诈等一切丑恶、黑暗现象的根源。佛陀早就明示： “因爱有求，因求有利，因利有用，因用有欲，因欲有着，因着有嫉，因嫉有守，因守有护，由有护故便有刀杖诤讼，作无数恶。”（《长阿含经》卷十）将私有制的产生，进一步溯源于人们由自我中心的占有欲所生的贪爱。人类社会的初期及未来社会，他方世界、佛国净土，都未必是有家庭、私有制的。人处家庭中，难免淫欲习染，耗散精气，播下苦种；难免你恩我怨、你是他非；难免生儿育女、养家活口之累；难免名利权位之争；难免被世尚时髦牵着转；难免来自社会的各种压力、诱惑。尤其生活于家族中心的传统观念下的中国人，才开始为社会做事，又挑上为儿女成长、升学、婚嫁、工作乃至生儿育女操劳的重担，儿女事尚未了结，孙子事又接踵而至，只要一息尚存，便难得轻松自在。

多数人都被生计和名利权位牵引驱迫，终生奔忙，即有余暇，也被影视、聊天、花鸟、扑克牌、麻将所吞食，处于低层次需要的满足上，无暇思考人存在的根本问题。即使有余暇思考，发心学佛，亦为俗务所牵，难得平心静气地修学戒定慧。若非宿根深厚，道力充沛，欲图居家即生成就道果，是为甚难。佛经中喻居家为牢狱、火宅，尅实而言，并无过分。《文殊师利问经》中，佛为文殊菩萨说住家有摄受诸垢、有障碍、行诸恶、溺欲淤泥、多苦、多怨家、有热恼、馈闹、常有忧、有放逸、有贪利苦、增长荆棘等“无量过患”。《优婆塞戒经》每一品末都慨叹在家人发心、修行之难，何以故？“在家之人，多恶因缘所缠绕故。”《心地观经》云：“在家逼迫如牢狱，欲求解脱甚为难！”

针对家庭生活的过患而设的出家之制，无疑为修道者提供了专精修学戒定慧的最佳条件：以戒持身，禁欲梵行，则断淫欲恩爱习染之缘；剃除须发，尽舍饰好，则离时髦风尚的诱迫，减损对肉身的贪爱执着；三衣一钵，乞食为生，不蓄金钱，则离财产名位的计求，消除我慢自大；不事生产，不拜王侯，安闲自在，可全力勤修戒定慧。仅仅看破住家过患，发出离心、菩提心，决心舍天伦恩爱、世俗享受而出家，便已深植了永出生死的根苗，何况更能精勤修持，断惑证果。大小乘经论中，多处赞叹出家的功德。

《五苦章句经》云：“为妻子所惑，无复出家之志，是如发系象，不能复动，长受衰矣。”《文殊师利问经》在揭示住家过患的同时，广说出家有离诸垢、离诸恶、出欲淤泥、得正命、少苦、无放逸、无所作、多果报、成就大法等“无量功德”。《心地观经》云：“出家闲旷如虚空，自在无为离系着。”谓发菩提心，“一日一夜出家修道，二百万劫不堕恶趣。”《佛说出家功德经》谓于此世界一日一夜清净出家的善根，可于六欲天中六反受福，二十劫中常受生死世间之乐，最后身出家成辟支佛。“若复有人，破坏他人出家因缘，即为劫夺无尽善财福藏”，受生而常盲之报。

或曰：出家为永断后世的爱别离苦，然辞亲割爱，岂非人为地制造了现前的爱别离苦？《心地观经》载，有一居士智光长者，便因过去金轮王出家时其父母妻妾子女愁忧悲苦之事，请问佛陀，认为出家不如在家修行。佛以种种譬喻，为广说在家的过患，出家的功德，谓“出家菩萨胜于在家，无量无比”。若以出家的利益与离家割爱的暂时别离之苦相比，则这种主动别离所生的苦，可谓微不足道，为必要的牺牲。何况出家者多得家庭的同意支持，出家亦并非永诀长别，未必一定造成别离之苦。南传佛教国家的青年出家，亲眷乡里还要以盛大仪式热烈欢送，视为莫大的喜庆之事。

或曰：出家独身禁欲，违反人性自然，剥夺人生幸福。答曰：男女淫欲，并非自然，若为自然，请问初生男女，谁有淫欲？以男女恩爱、家庭生活为人生幸福，亦属主观之见，并非人皆尽然。独身主义者，自古大有人在，当今在发达国家还有增多的趋势，未见有人斥责，唯独斥责自愿过独身离欲生活的佛弟子出家，甚无道理。

古今中外，不少杰出的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为了全身心投入所挚爱的世间事业，尚独身禁欲。佛法之渊深广博，过于诸家之学，出离生死之艰难，如逆水行舟，如一人与万人敌，如此艰难之伟业，若非舍弃世俗欲乐，全身心投入，岂易得殊胜成就？人各有其幸福观，无不追求自认的乐，出家者舍世俗欲乐，并非被剥夺了人生幸福，其所尝受的法喜禅悦，比世俗粗劣的五欲之乐不知高出多少倍。《杂阿含》三八经云：“出家是舍非时乐，得现前乐。”

或曰：出家人为寄生虫，于社会无益。答曰：出家学佛，并非坐享其成，清闲度日，而是精进修持，并讲经说法，指导人修善修道，过智慧的生活，对社会作无私奉献，能予人以真实究竟的利益，因而受信众的尊敬供养，为不拿薪金的教育工作者，其所从事的社会教化工作，对人心的净化，社会的安定团结，国家的繁荣富强，起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何况当今的出家人，多农禅并举，劳动自养，即使依靠管理寺院、收门票维持生活，也还比得上公园、旅游景点的工作人员，并且多少做着说法教化的工作，比一般单纯的劳动者，贡献还要大些多些。

古人说：“出家乃大丈夫事。”割舍常人所孜孜营求的眼前利乐，为了众生的究竟利乐而全身心奉献，精勤求道，是需要有过人的胆识、毅力和勇气的，非一般人所堪能，不管其成道与否，即此出家学道的献身精神，便足以令俗人尊敬服膺了。

并非人人皆应出家

佛教虽高度赞扬出家的功德，但并非认为修道非出家不可，更非主张一切人皆应出家。在家一样能学佛，而且还有其较出家学佛优胜之处，只是障碍多、进道难罢了。佛经中一般说，只有小乘极果阿罗汉和大乘极果佛，才必须现出家相而证得。佛教的究极宗旨，原是超越了在家相，也超越了出家相的。出家最有利于速证解脱道，但出家者必须具备一定条件，具备适宜出家的根器，若非其器，草率出家，对白身修持来说反而会多所障碍，对佛教而言更非好事。

《大威德陀罗尼经》卷一有云：“有众生不出家时，于佛教中应生天上，既出家已，堕大地狱，至不善处；有众生不出家故，应堕大地狱中，到不善处，彼出家已，得胜漏尽智者。”前者指出家而不能守戒者，后者指业障深重而求道心猛利者。国家和佛教界，对出家一事，历来有一定的制度管理控制，并非想出家便可出家。出家须具的条件，主要有以下三点：

1.具有正信，目的纯正。

出家必须具有对佛法的正信，自觉追求解脱，发心自度度人，这是出家后能否清净持戒、精进修行的根本保证。如果缺乏正信，无修道的动力，或者目的不纯，为谋生、避债、图安闲、赚钱、出国等而出家，必难守戒修行，为佛制所不许。《宝雨经》云：“于如来教中，正信出家，非因王力所逼，不为贼抑，不为负债，不怖不活邪命出家，为寻求正法，以信出家。”若因贫穷、负债等而藉出家谋生求食，或为图清闲、不劳动而出家混日，经中斥之为“秃贼”、 “恶人”，不名为僧。出家这碗饭，大概要算世上最不好白吃的，古人言：虚食信施，得披毛戴角偿还他，为吃佛吃教出家，实属自害害佛的危险之举。

有些人在生活中受了挫折，或失恋失业，或考学不中，或落魄失意，想出家避难于佛门，而无真实正信，无自度度人的志愿，亦属目的不纯。缺乏正信、目的不纯者混入僧团，使僧团素质降低，失信于社会，是使佛教衰败的主要原因。历来大德有见于此，多强调简择剃度，如印光大师说：“若或稍有信心，无大志向，欲藉为僧之名，游手好闲，赖佛偷生，名为佛子，实是髡民，即令不造恶业，已是法之败种，国之废人；倘或破戒造业，贻辱佛教，纵令生逃国法，决定死堕地狱，于法于己，两无所益。”

1984年中国佛协制定的《关于汉传佛教寺庙剃度传戒问题的决议》规定，“信仰佛教”，为出家者必备的首要条件。十年浩劫后，僧尼青黄不接，急需补充，有些寺院把关不严，吸收了一批不具正信、目的不纯的年青人出家，其中有的不能守戒修行，损害了僧团的形象，对此应引起高度重视，吸收出家者一定要严格把好正信关，对已出家、经教育熏陶而尚无正信、不守戒禁者，应劝令还俗。

2.具有当好僧尼的根器。

除了律中所制六根具足，非畸形、残疾、奇丑、两性人、七十岁以上等条件外，出家者还应具有品行端正、能守戒自律、耐清苦生活、不太愚笨等能当好僧尼的起码条件。若虽有信仰，而生性放荡，自制力差，则难守禁戒；或生性懒惰，则不能精进修行；或娇气十足，则不能忍受淡泊生活，心理难得安定，不能守戒修行，功德未就，罪业先熟，袈裟下失人身，尤为可怖，倒不如在家修行为佳。《叔迦经》中，佛对在家与出家孰为胜不作定答，谓“若出家者，或不修善根，则不如在家；若在家者，能修善根，则胜出家。”

凡出家后不能守戒修行者，则出家对其而言反成了坏事，又出家后若不能有较在家更好的修行条件，或因根器不能上进者，亦不宜出家。如佛父净饭王在家证得初果，要求出家，佛观他出家后不能证得更胜果，未许可。又在家较出家更具度人条件者，亦不宜出家。如给孤独长者之女善无独要求出家，佛不许，而令她嫁给外道牛授童子，度化彼童子正信佛法。（见《给孤长者女得度因缘经》）

印光大师主张出家者第一要真发自利利他之大菩提心，第二要有过人天姿，堪弘扬正法，为人师表，方宜剃度。《关于汉传佛教寺庙剃度传戒问题的决议》规定出家者须“正直爱国”，“有一定文化基础”。真正具正信发心出家的人，应从爱护佛教的立场出发，自量根器，如果真具有当好出家人的根性，有自度度人、弘扬正法的德与才，不致贻辱法门，方可出家。

3.父母许可。

释尊在世时，其子罗睺罗未经禀告而出家，其祖父净饭王不乐，佛因此敕定：以后出家者，须得到父母的许可，以免给亲人造成痛苦，招人非议。有的经中还加上国主同意的条件，以解决国家与教团的矛盾。《关于汉传佛教寺庙剃度传戒问题的决议》根据佛制与国法，规定“被吸收出家的人，必须年满十八岁”，“本人确实愿意出家，父母许可，家庭同意”。

既然佛教和国家都不许可，也不可能人人都出家，故杞人忧天，担心佛教盛传会使人类灭绝，大可不必；应该担忧的，倒是由盲目繁殖欲望所造成的人口过剩问题。

僧尼的正业

从释尊一生所说法及建立教团的活动来看，出家众的修学次第，应是先求得自身的解脱，再弘法劝化，普度众生。释尊对出家众先说的法，是四谛十二因缘等小乘法；释尊只建立了小乘出家的团体，当时出家众中少数修学大乘者如文殊、弥勒等菩萨，皆寄住于小乘僧团中，后来的大乘僧众，也莫不以持守小乘出家戒律为本。先修小乘解脱道，后修大乘道，或以小乘道为基础，“内秘菩萨行，外现声闻相”，乃释尊所定出家众的修学路线。

出家、在家二众虽然共同依小乘道的三学、八正道、三十七道品及大乘道的六度四摄等自度度人，共同以持戒为基础，但出家众持守的戒律，比在家众戒律要严格得多，对行住坐卧的威仪动作，都有规定，略说为比丘250戒、比丘尼348戒，广说有三千威仪、八万细行。特别是以绝对戒淫为首，较在家戒之仅戒邪淫严格好多。

严格的戒行，尤其是戒淫梵行，为修学定慧特别是禅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出家众在修学上比在家众殊胜的主要之点。三乘道无不以由戒生定、因定生慧、以智慧断烦恼为解脱之通途，而正定（色界四禅）的发生，必以戒绝淫欲为先决条件。故在家众深入正定，要比出家众困难得多。

在戒行清净的基础上勤修定慧二学，为出家众的正业。《长阿含-大本经》载佛言：“出家修道，诸所应作，凡有二业：一曰贤圣讲法，二日贤圣默然。”贤圣讲法，指讲经说法，读诵、研习教典，属于慧学；贤圣默然，谓坐禅入二禅以上的正定，属于定学。《三千威仪经》说出家所作事务有三：一坐禅、二诵经、三劝化。一禅二诵三劝化，可谓大乘出家众的正业。

坐禅，为戒定慧三学的中心，乃获得如实智慧的必由之途。对出家人来说，坐禅尤有其重要意义：若成就奢摩他，得正定，入色界禅，不仅提供了发慧的基础，而且能使人获得身心轻安，尝到较世俗五欲之乐深细绵永得多的禅悦法喜，从而自然离欲清净，身心机制发生良性转化，食睡减少，不思淫欲，烦恼自然伏而不起，心意柔软清凉。当知出家众的禁欲梵行，并非强制性地扼逆人欲，而是用禅乐代替、转化人欲，把人欲升华为真正安祥幸福的“现法乐住”。

坐禅，需要远离愦闹和俗务干扰的寂静环境，以山林风水之地为佳，佛教因此提倡出家者居于山林兰若，形成“天下名山僧占多”的现象。《心地观经》云：“出家佛子，誓舍身命，不离山林，若为听法、供养病人师僧父母，出阿兰若，入聚落中，宜速归于阿兰若处。”又说出家菩萨分九品，“上根三品皆住兰若，无间精进，利益有情，中下二根诸菩萨等，随宜所住，方处不定，或住兰若，或居众落，随缘利益，安隐众生。”又教诫住兰若菩萨精修头陀，以深入禅定：“上根菩萨居露地，中根菩萨居叶中，下根菩萨居石室，未成佛道常不卧。”

坐禅，与时间有重大关系，一般以一座二小时半，最易入定。佛制僧尼须于初夜后夜精修禅定，《佛遗教经》还教诫比丘中夜亦应诵经，从定学、气功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大有深义的。夜晚万籁俱寂；最易入定；初夜后夜，正是人身之气阳极生阴、阴极生阳，从而产生淫欲之时，于其时坐禅入定，有自然炼化精气、伏断淫欲的作用，对出家人禁欲梵行至为重要。汉地寺院中三点半钟起床做早课，即有此意。现在有的寺院作息时间和在家人一样，每日除两堂功课外，别无坐禅时间，僧尼无法由定生乐、由定发慧，当然难免身心失调、精神不振了。不少寺院僧尼禅修用的功夫，还不及许多在家人炼气功用的功夫大。这个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寺院应尽量合理安排农禅，保证僧尼每日有四小时以上的时间坐禅。不修禅定，则戒亦难持，慧亦不发，各种问题自然层出不穷。

坐禅，需要以正见为导，以正见修观，故先须深入教海，学通佛法。一个出家佛子，起码应在通达佛法基本原理的基础上，通晓某一宗之学，这也是说法劝化的必备条件。如果自己对佛法尚朦胧颟顸，连自己为什么信佛、出家都讲不清楚，岂能正信不疑，又岂能劝导他人，以己昏昏，令人昭昭？在通经教、知佛法方面，专事禅诵的出家众，无疑比一般在家众条件优越，理应比一般在家众学得好。

劝化，乃大乘菩萨教化众生的职责。出家众的劝化，主要是作法布施，包括讲经说法、撰述弘法、培育僧才、办佛教报刊、随缘化导等。这是出家众修习布施度的主要方式，也是报众生恩、为社会奉献的主要方式。出家、在家二众，应是相互供养的关系：在家众以物质财富供养出家众，出家众以佛法的精神财富供养在家众。一个出家人对社会的供献及其价值，不在于他拿出多少工农业产品，不在于以医方、工巧技术为民服务，不在于他拿多少钱捐助社会福利事业，而在于向众生提供正法、正智的精神食粮。当然，要以法布施，必须自己修学有成，有法可施。

出家众的读诵正业中，还应该包括外典世学的学习。佛法不离世间法，须从五明中求，若不具备现代一般的科学文化知识，了解社会思潮，分别邪正，难以真正学通佛法，更难以弘法护教。律中规定，僧尼明慧强记者，可以三分之二的时间学内典，三分之一的时间学外典。历史、哲学、心理学、伦理学、宗教学、人体科学、时事政治等，对研习和弘扬佛法，尤为重要，发大心弘法者不可不通。为化导在家人，出家众应通达在家学佛之道，了解在家人的生活、所关心的问题及与此有关的社会思潮，锻炼对机说法的才智，善于解决人们精神、思想和生活上的问题，教给人以正确生活的智慧，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人生导师。

佛法渊深，法门众多，自非所有的出家人一生所能尽学圆满。根据寺院的现状，一个出家人，在修学、作务上不能没有分工，可以有所侧重：或专精于禅定，或致力于义解讲说，或住持丛林，管理、营建寺院，或从事佛教教育、文化事业。无论做什么工作，侧重于哪一方面，皆不应失了出家人一禅二诵三劝化的正业，不能误了自身定慧的修学。若事务繁忙，亦应修可在繁忙中修的禅，如禅宗之禅、天台宗随自意三昧、净土宗念佛禅等。定慧为本，外用服务教化为末，定慧不修，无以得正智，无力伏断烦恼，纵有作为，亦易成魔业。不行解相应，修定修观，徒事讲论研究，易增益邪见，错会佛法，自误误人，酿成罪业；不修定慧而住持丛林，难免吾我贡高，难以自正正人，深孚众望。不务正业，不修定慧，无智无德，自身不得法味滋润，身心不宁，更为社会人士所怜愍歧视，贻辱佛法，倒不如不出家为好。

近代以来，有人主张出家人应实践大乘利乐众生的宗旨，走出寺院，从事教育、文化、社会福利等工作，无论从经律还是国法看，这都是不务出家正业，有违出家意旨的。大乘佛徒当然应以菩萨精神从事教育、文化、医疗等事业，饶益众生，但这些事业宜由在家人经营，非出家者当为。若为从事此类事业，在家更好，何用出家？

由于民间传统信仰的需要，及佛教的衰落，近世佛门中出了一种专门应赴，做经忏佛事的僧人，被称为“经忏流”、“应赴派”。按教律，忏悔本为自己修行的一种重要方法；为亡者追福，可由亡者亲属以亡者财物布施僧众，或为念佛菩萨名号以回向，佛世本无为人做经忏、道场之事，大乘、密乘虽有忏仪、瑜伽焰口施食法之设，以为度人利生方便的一种，但必须在自己定慧修学有成就的基础上作，方有实效。定慧、慈悲为本，仪轨唱念为末，若真实有定慧慈悲，定中动念，即有其用，亦无须许多仪式事相。超度亡魂，按藏传佛教诸派之说，须证到初地以上菩萨位，方可真实超度，方可行此事，藏僧对此极为审慎。连自度尚不能，能度亡魂，宁有是理！

总之，经忏焰口，虽非绝不可作，但非出家人的正业，亦非无修行者所应作。经忏流、应赴派以此为职事，不事修行，日日钟鼓铙钹，唱赞诵偈，心思实际专注于金钱，事同贸易，形似俳优巫祝，将人间佛教的正旨淹没于超度死者的铙钹声中，有损于佛法的声誉与僧人应有的形象，受到近代以来不少教界大德的痛斥，太虚大师曾斥之为“创种种名色，裨贩佛法，效同俳优，贪图利养者也”。现在有的寺院佛事无虚日，有些青年僧人戒行、佛法尚未学得，而热衷于唱念，心在利养，专朝经忏收入好的大寺院跑，引起社会人士的非议，教内有识者的担忧。出家不修戒定慧，不努力争做人天导师而愿做个经忏僧，眼睛盯在钱上，实为可悲之事，还不如去做小本生意。寺院对此应有自觉，作出合理安排，将经忏佛事摆在应有的次要地位，保证僧尼不误正业。

出家后的再出家

佛陀在世时曾一再预言：后世出家佛弟子，将因贪着名闻利养，败坏教法，如狮子身中虫，食尽狮子肉。佛所制定的僧团轨则，因各种社会原因，在后世不能没有应机适时的变化。寺院的家族化、产业化、商品化，僧尼乞食为生及不蓄金银、不营俗务之制的改变，国主、信众的布施恭敬，宗派的分立，世俗生活的诱惑，制造了不少名闻利养污染的尘埃，使寺院这块清净佛地也难以保持清净。一些因愤世嫉俗想在寺院里找到一块清净的安身之地的青年，出家后不久即发现：寺院并非理想中的净土，且不说旅游观光，男喧女杂，那些令人厌恶的世俗丑恶现象，如贪名逐利、明争暗斗、是非口舌、宗派门户、嫉妒轻慢等，在寺院里也还是少不了，真是：出了父母的家，又进了寺院的家。这个烦恼家宅，真是不易摆脱啊！

实际上，僧人毕竟多数凡夫，不清净之事，即佛世的僧团中，也非绝无仅有。教法愈衰，则寺院之家的系缚污染愈重。出家后又被寺院之家的名闻利养污染而丧失法身慧命的现象，宋元以来便已相当普遍。明莲池大师在《竹窗二笔》中曾说：“人初出家，虽志有大小，莫不具一段好心，久之，又为因缘名利所染，遂复营宫室，饰衣服，置田产，蓄徒众，多积金帛，勤作家缘，与俗无异。”到了晚近，这种现象更为习见。既贪名闻利养，则自然难以抵挡住近现代生活方式的诱惑，身虽出了家，内心却暗暗羡慕在家人妻儿团聚、酒肉餍足，乃至西服革履，教授头衔，学者风度。如此身出家而心在家，焉能放下一切，专心修学戒定慧，即使坐禅，也难伏心猿意马，即使学经，也如同融靴搔痒，自然会精神萎靡，常怀自卑感，如此出家，良足悲叹！

古人早就指出：出了父母俗家，尚有个出寺院之家的大事在；身出了家，还有个心出家的大事在；出了父母、寺院的家，还有个出三界火宅的大事在。莲池大师慨叹：“出前之家易，出后之家难，予为此晓夜惶悚！”如何出前后一切家？唯有稳操僧尼正业，精进勤修戒定慧，不为任何世间之家的邪风所动，保持一个不住相的空灵心，念念常与般若相应。若非如此，则将永远被世间家宅所缚，宁有出期！

僧宝与皈依僧

僧，被列为三宝之一，为皈依的对象，此乃佛陀所定的轨制。由此，有的人一出家，没多少修行，便自以为已属僧宝，应为在家人皈依供养，喜收徒众，常乐道我有多少皈依弟子，某某名人也皈依了我，乃至因争夺皈依弟子而互相嫉妒争斗。有些在家居士，尤其是通佛学、能讲会说者，看到出家人素质低劣，行为不正，便声称已无僧宝，只须皈依佛法二宝而不皈依僧宝，号称“二宝居士”。这两种错误倾向，皆由未弄清何为僧宝、何为皈依僧义所致。

僧，乃梵文僧伽（Samga^）略称，意为和合众，指三或四人以上出家僧尼的团体。《大智度论》卷三云：“多比丘一处和合，是名僧伽”。僧伽乃三宝之一，为住持佛法的核心、骨干，这是释尊所制定的基本法则，有其深远意义，不容更改。何以故？出家众离尘出俗，专职修学解脱道，修持条件较在家人为殊胜，因而成就亦殊胜故；出家众无财产儿孙的牵累，有严格戒禁的约束，较在家人更易如法传承佛陀教法而不易走样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