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夏，毛泽东利用暑假从事社会调查，在宁乡的一座寺院与方丈就佛教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方丈问毛泽东：“佛教何以在中国千年不衰?”毛回答：“自然有人信它了。”方丈补充说，“第一，宗教提供了一种完整的人生哲学，对世间的普遍真理有重要的阐扬；第二，历史上中国的帝皇有宗教的天性或哲学倾向。”毛泽东对方丈第二个论点并不赞同，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以为不是天性，是维护其统治的需要。”这是毛泽东把佛教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说明青年毛泽东已经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对佛教的社会功能有了一定的认识。

在与方丈的谈话中，毛泽东对佛教是“一种完整的人生哲学”表现了认同。曾担任过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同志回忆说：“毛泽东曾一再自称他对佛学有兴趣研究，并且要求身边的工作同志读《六祖坛经》。但是，我们很难想象他真的会对讲求虚无寂灭的佛学有兴趣。他在《五灯会元》中看到的是阶级斗争而不是见性成佛。不过，‘文革’时的‘一治一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乃至‘文化大革命七、八年要来一次’，从中似乎可以看到佛教哲学的‘劫’和道家发展观的‘循环论’。”李锐的回忆似乎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信息：毛泽东对佛教的研究，扬弃了佛教“虚无寂灭”，汲取了佛教方法论方面的内容。

毛泽东曾对《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般若波罗蜜心经》等佛学典籍进行了研读，特别是对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禅宗更为关注。在学习研究之中，佛教的辩证思维曾影响了毛泽东，他在《<伦理学>批注》一文中说：“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也，生死也皆变化也，既无生灭，而只有变化，则成于此必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成非生，毁非灭也，生于此者，必死于彼，死于彼者，也生于此，生非生，死非灭也……宇宙之毁也亦然。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中，宇宙的生生不息，大千世界的瞬息万变，皆是“变化”，而把握住“变化”，就是把握了时机，就是掌握了主动权。通过对佛学的研究，毛泽东悟出了“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是社会发展趋势的道理，看到了革命成功的希望。

佛学是一个庞大、深奥的知识系统，培养专门人才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已经洞见培养专门的佛学人才对于提升佛教界的地位和声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他在同班禅谈话时说：“我赞成（在西藏）有几千人学经、懂经，成为佛学知识分子，同时你看是不是他们还要学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懂得政治、科学、文化及一般知识……佛学不可不办学，办了佛学院，两年毕业，专弄政治，我看这个办法不行。得搞四年，专门拿四年研究佛学。光政治好，佛学上没有学问，还是不行的。”毛泽东不仅自己研究佛教，还动员佛教领袖开办佛学院，培养新一代有知识僧人，这其中反映出一位领袖的心胸和睿智。

在关于佛学的研究中，毛泽东还注意从中提取有价值的文化因子，并运用于社会实践，以此证明佛教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不矛盾。如毛泽东在1955年3月会见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毛泽东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解读佛学，从而对佛教的普渡众生——拯救受压迫人民于苦难的献身精神进行了肯定，特别是“为众和”、“为人民解除痛苦”的理念，更是表现出佛教与共产党合作的可能性。因此，在对待西藏改革问题上，毛泽东从宗教和谐和祖国领土完整的思路提出了具体改革的方案：“我们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西藏最终赢得了团结和稳定，中国人民赢得了和平和安宁。对于来之不易的民族大家庭和睦的局面，我们应该看到其中蕴涵着毛泽东关于佛教研究的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