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印度阿旃陀石窟

阿旃陀石窟位于印度西南部马哈拉斯特拉邦奥兰加巴德县以北阿旃陀村旁的瓦古尔纳河畔，共有高低错落的29个石窟，在温德亚山的陡崖上环抱成新月形，绵延550多米，为印度现存最大的石窟遗址。它集古代建筑、雕刻、绘画之大成，融佛教信仰、文化变迁、社会生活于一体，既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又饱含深厚的历史底蕴。

古印度阿旃陀石窟佛像，位于马哈拉施特拉邦北部温迪亚山的悬崖上，历时1000年之久。中国唐代僧人玄奘曾对它作了最早的记载。1819年英国人又重新发现。该石窟今存洞窟29座，窟形分支提和毗诃罗两大类，以后者居多。支提窟内中央置窣堵波，依天然岩凿成，内殿四周，建造柱，在早期的支提窟中有明显的仿竹木构造痕迹，且装饰简朴；至中晚期后则趋于精美。毗诃罗窟内部有石床、石枕、佛龛等，陈设较简单。

古印度阿旃陀石窟，始凿于公元前2世纪，直延续到7世纪中叶。现存30窟(包括一未完成窟)。从东到西长550米，全部开凿在离地面10～30米不等的崖面上。除5窟(即第9、10、19、26、29窟)为供信徒礼拜的支提窟外，余皆为僧房。

古印度阿旃陀石窟

阿旃陀以其壁画艺术著称于世，是现存最早的印度古代壁画遗迹，多用晕染法，使人物形象立体化，这种手法对敦煌壁画有很大影响。 由于洞窟开凿年代分属三个不同时期，所存16窟壁画亦呈现出三种不同风格。第9、10窟壁画涉及佛教的小乘形式。绘制于公元前后，以本生故事为主。佛教认为，佛陀是已入涅槃、彻底摆脱业报轮回的圣人，是不能再生的，所以多以象征性手法来表现，如法轮、莲花、小白象等。第16、17窟为第二期壁画，约绘制于6世纪左右。以人像和建筑图案的配合为特色，构图富于变化，线条流畅，笔法洗炼，色彩绚丽，内容多为佛教宣传。第1、2窟为第三期壁画，约绘制于7世纪左右。世俗性题材增多，与外来的中国、波斯风格融合混杂，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有所表现，如帝王宫廷欢宴、狩猎、朝觐的场面，飞禽走兽、奇花异卉等等，构图活泼，栩栩如生。《波斯使节来朝图》记录了波斯和印度的聘问通好。

中国高僧玄奘古曾在7世纪初朝圣阿旃陀。随着佛教的衰落，这里门庭冷落，逐渐被人忘却，成为狐兔窟穴。直到19世纪初才被重新发现，引起世人瞩目。

涅槃佛像，玄武岩，印度境内现存最大佛像，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提到过这尊佛像。据日本学者宫治昭的研究，古代印度横卧姿势分三种：仰卧，是“死者卧”；左胁卧，是“爱欲卧”；右胁卧，是“狮子卧”。涅槃佛都采用“狮子卧”，这与希腊罗马棺盖浮雕“死者的休憩”是一致的。

古印度阿旃陀石窟

阿旃陀石窟是印度佛教跨地域传播的历史产物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中印度，因得到大批商人和多位国王的支持并赢得大量民众的皈依而迅速扎根。公元前5世纪前期，释迦牟尼刚刚涅槃不久，佛教便进行了首次经典结集，从而确保了教团的组织性与凝聚力，增强了教义的统一性与明晰化，既为佛教迎来了一百年的稳定发展，也为佛教后来的跨地域传播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4世纪前期，印度佛教发生了部派分裂。公元前327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率军侵入印度西北部地区，印度与希腊的文化交往迅速扩大，而佛教的思想争鸣也因为外来因素的增加而与日俱增。在不同部派的努力下，佛教从原来的恒河中游地区扩展到整个恒河流域以及周边其他一些地方。

公元前271年，孔雀帝国的阿育王继位，他继续实行前两位国王的军事扩张政策，除了南边很小的地区外，整个南亚次大陆在历史上实现了第一次空前统一。阿育王在征服南印度羯陵伽国之后，皈依佛教，并以佛教为国教，以佛法为治国之道，在对佛教进行大量经济支持的同时，组织高僧对佛教经典进行再次结集，以上座部奉行的小乘佛教为正统，统一整个佛教思想，随后派人到四面八方传教，佛教徒的传教热情伴随着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的提升而极度高涨。从此，佛教真正突破了恒河流域的范围，不但盛传于南亚次大陆各地，而且在次大陆以外的地区开始传播。

公元前185年，孔雀帝国被巽伽王朝所取代。尽管新王朝对佛教有所遏制，但阿育王时代奠定的佛教跨地域传播态势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上座部佛教将触角伸到德干高原西部的阿旃陀，并经过近百年的努力，造就了阿旃陀石窟的第一次辉煌。

古印度阿旃陀石窟

阿旃陀石窟见证了印度佛教寺院建筑模式的重大突破

从印度佛教寺院渊源来看，最早的佛教修行方式是日中一食、树下一宿，没有固定的修行场所。后来在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舍卫国波斯匿王和很多商人与贵族的支持下，出现了竹林精舍和祇园精舍。释迦牟尼涅槃之后，经过佛教徒的多方努力，寺院逐渐遍布恒河中下游。尽管寺院不断增多，但都属于砖木结构的地面建筑模式。

到公元前3世纪，孔雀帝国的阿育王开创了凿山造窟的先例，他于即位的第十二年为邪命外道在巴拉巴尔山开凿了两座石窟，其后他的孙子十车王也延续这种做法，开凿石窟，至今在那伽峻尼和锡达默里等地依然遗存有那个时代的八座洞窟。这种寺院建筑模式的出现，与早期砖木结构的寺院建筑形成截然不同的风格，是印度佛教寺院制度史上的第一次重大突破。石窟寺院模式与亚历山大入侵之后印度同西亚所建立起来的文明交往有直接关系，阿育王时代的印度石窟寺院受到了伊朗阿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330年）帝王陵的创意与形制的直接影响。当然，还有佛教经典的支撑，据《十诵律》规定，开凿石窟并于窟中造塔、施柱、涂色等都属于符合佛说的行为。于是，当佛教突破恒河平原向南方山区推广之后，开山造窟活动也传到了德干高原。

而阿旃陀之所以成为开凿石窟寺院的地点，除了马蹄形自然地貌的美妙绝伦之外，还与其地理位置有主要关系。这里地处西印度最重要的商道附近，西印度通往中印度以及通往西方和北方的交通要道就从附近经过，因而赢得了众多商人与贵族的支持。另外，该地表面多为水平层理的暗色岩，质地松软，易于雕镌。于是，在各类信众的支持下，通过僧人的不懈努力，阿育王时代开创的单体石室在此演变为彼此连接的石窟群，突破地面砖木寺院的单一模式，新增岩体石窟寺院模式真正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