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余莉：深入《群书治要》认识中华文化
我们再看《群书治要》有很多关於对老百姓的态度的论述，更证明了传统文化它不是愚昧人们的精神鸦片。比如说《群书治要．贾子》上有这样一句话，「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而至於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矣。」说这个人民虽然他的地位很低微，但是你不可以简慢对待他，虽然他不够聪明智慧，但是你不能够去欺瞒他。从古代到今天的历史表明，凡是与民为仇的人，迟早都会被人民所战胜。所以你看这哪里是愚民的精神鸦片？
在《六韬》上，周文王去向姜太公请教怎么样治理国家？姜太公说，善於治理国家的人，对待百姓就像父母慈爱儿女，就像兄长慈爱兄弟，是「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我们想一想父母对待儿女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经常讲父慈子孝，从这一个慈字上我们就能够感受到父母对待儿女的恩德。这一个慈字，上面是一个「兹」，下面是一个「心」，看到这一个慈字告诉我们，父母对待儿女就是念兹在兹，他的心里无时无刻的不在牵挂著儿女。特别是这个孩子小的时候，他还不会言语表达，但是他一哭、他一闹，这个父母就知道他的需要在哪里；他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不舒服的感受，他的母亲就知道孩子想干什么。从这里我们就知道，父母时时刻刻的心都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一个好的国王、一个好的君主、一个好的领导者，对待百姓的态度就是像父母关爱儿女一样。这个父母家里很穷的时候，儿女吃不饱饭，他宁愿自己饿著肚子也要把这个粮食省出来给儿女吃；家里穿不暖衣服，他宁愿把自己的衣服让给儿女去穿，免去儿女的冻饿，这就是慈母对待儿女的态度。所以姜太公告诉周文王，一个好的领导者对待百姓的态度就是一个这样的态度，见到老百姓饥寒交迫，就为他们发自内心的感觉到哀伤；看到他们劳苦奔波，也又从内心表达出对他们的悲愁，并且想方设法的解决他们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习总书记当上总书记之后，立刻就兴起了群众路线的教育，这也是把民本思想运用到治国理念之中，把人民的冷暖时刻放在心上。《春秋左氏传》上也说，「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兴盛发达，什么原因？就是把人民视为受伤的病人加以体恤、加以关爱，这是一个国家的福祉所在。结果有一次有一位同学告诉我，他说你讲到视民如伤，把人民比喻像受伤的病人，这个程度还不够，应该是视为自己的伤病，那样的加以关心、加以体恤。我们想一想一个人得病的时候会怎么样？他会东奔西走，知道哪一个地方有一个好的方法，可能不惜万里都要赶去，想给自己治疗，不惜重金也要去把自己的病治好。所以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兴盛，就是把人民百姓视为自己的伤病那么样的关心，那么样的体恤，这是一个国家的福祉所在。而一个国家之所以灭亡，就是以民为土芥，把人民视为泥土和小草一样的低贱，不值钱，可以随意的践踏，这是一个国家灾祸所产生的原因。所以从这里我们读到的是传统文化、传统经典，不仅仅没有欺民，而且是非常的重民、爱民、贵民。
第五个问题，结合我们现在的反腐倡廉的形势，反腐倡廉怎么样才能更得力？
这个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怎么样才能更得力？在去年的三月八日，习主席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的审议时这样说，「我在中央纪委全会上讲，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项工作要继续坚持，去搞好完善、建设。同时在我们国家也有一句话，叫面壁成佛，就是自我境界的提升。」其实这句话很简单，但是把我们如何反腐倡廉才能够标本兼治的方法给我们说出来了。第一就是必须重视法治制度建设，但是仅仅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强调领导干部自我境界的提升，强调道德修养、道德教育。如果我们仅仅重视制度建设，而忽视了道德教育，它不会产生预期的良好效果。
在美国有一位著名的伦理学家叫麦金泰尔，他写了一本书叫《追寻美德》。在这本书中他就这样强调，他说「无论道德原则有多么具体和完美，如果人们不具备道德品格或美德，这些原则就不会起作用。对於法律的应用而言，它仅仅对那些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才有可能发挥作用。」这句话实际上就是提醒我们，在重视制度建设的同时，必须重视人的美德的培养。而他的这句话，在《群书治要》中几千年前的中国的思想家们就有所表述。比如说在《群书治要．傅子》上有这样一句话，「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这句话告诉我们，明智的君主一定是顺著好的制度才能够达到天下大治的结果。换句话说，好的制度重不重要？当然也很重要，但是并不是说有了好的制度就可以单独发挥作用，达到天下大治的结果，必须有好的辅佐的人才推行好的制度。也就是我们古人所说的，必须要培养圣贤君子来担任领导职位，才能够把这个好的制度落实。
如果我们忽视了道德教育，专门进行制度建设，会有三个问题是不可以解决的。第一就是难以防患於未然。古人说，「礼者，禁於将然之前；法者，禁於已然之后。」这个伦理道德的教育，礼仪的教化，都可以防患於未然；但是法律，只是等消极结果已经产生了，才给以事后的惩罚和补救，它没有防患於未然的效果。而这种礼防患於未然的效果，我们可以通过中医和西医的对比来加以说明。在《群书治要》上记载，魏文侯听说扁鹊医术很高明，他就把扁鹊请来了说，我听说你的两个哥哥也是医生，那么究竟你们三位兄弟谁的医术最高明？扁鹊说，我的大哥医术最高明，因为他在人病隐伏未发的时候就可以对治，所以这个人也不会得什么大病，但是他的名声却出不了这个病人所居住的家，出不了这一家的家门。我的二哥医术其次，他是在这个病人的病有小小的徵兆的时候就给以对治，但是他的名声却出不了这个病人所居住的这一条街。我是三个兄弟中医术最差的，但是我的名声却传遍了整个诸侯国，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已经病入膏肓了，我要给他鑱开血脉，给他针灸，再吃一些有副作用的汤药，结果三下五除二把他从死亡线上拽回来了。大家一看都佩服得不得了，说这个扁鹊医术高明，可以妙手回春，起死复生。结果虽然我的医术最差，但是我的名声却传遍了整个诸侯国。诸位朋友，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就明白了，为什么现在西医的影响超过了中医，西方管理方式的影响超过了中国的管理方式？因为中国人他能够有防患於未然的智慧，让这个消极结果根本就不产生，但是法律却没有这个效果。
如果我们忽视了道德教育，只是重视制度建设，第二个问题，就是会导致「民免而无耻」。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很多人觉得太夸张了，半部《论语》就能把天下治好吗？其实《论语》上的一句话我们学会了，都不会盲目的去学西方式的管理。孔老夫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我们设置了各种各样的政令条款，用这个来引导人们，只要他触犯了这个政令条款就给他以刑罚的惩罚，结果是什么？人们因为惧怕惩罚免於去做坏事，但是没有羞耻心。甚至他仍然想方设法的去做坏事，免於法律的制裁，还以此沾沾自喜，自以为聪明。你看我们学的西方式的管理，是不就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管理？
在当代社会因为很多人不再相信宗教，结果他的政治制度仍然是以维护公平正义为核心进行制度安排，就出现了很多的反社会行为。这个反社会行为叫antisocialbehavior。比如说青少年以强凌弱，青少年吸毒、酗酒、卖淫、堕胎。而现在堕胎的人数是与日俱增，有人统计说，现在世界上每一年堕胎的人数是五千万的人次，而这还都是有统计在案的人数，没有统计的就更多更多了。我们知道，堕胎是杀人，而且不仅仅是杀的一般人，是杀害的自己的儿女。但是你看现在人没有伦理道德，做事不知道善恶美丑，居然把杀害自己的儿女看成是一件非常简单而轻易的事。这些问题靠严格的法律监督机制是可以解决的吗？所以在《群书治要．盐铁论》上说，「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在《淮南子》上把这句话说得更加的彻底、更加的具体，它说法能够把不孝的人给杀掉，但是不能培养出人像孔老夫子、曾子那样高尚的德行；法律也能够把偷盗的人给以刑法的处分，但是培养不出像伯夷、叔齐那样廉洁的节操。孔老夫子培养的徒弟有三千多人，每一个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敬长辈，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社会大众的表率，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教育所成就的。
第三个问题，如果我们忽视了道德教育而专注於制度建设，就会导致老子所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我们的法令条款一天比一天的更具体、更细致、更严密，愈来愈多，但是社会并没有因此安定和谐，相反，违法乱纪的人、钻法律空子的人，却愈来愈多。比如说食品安全问题很严重了，有人就说必须要设立食品安全法，加大监督和惩罚的力度。现在恐怖事件出现了，又有专家呼吁必须设立反恐怖法。这个法律条款愈来愈多，愈来愈细致，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社会因此安定和谐了吗？所以什么是本、什么是末，我们确实要认真的去思考。
就像在一九九九年，我自己也是因为崇洋媚外，对自己的文化没有信心，到英国去留学。结果来到了英国的超市里就看到有一句话，叫ＣＣＴＶ在运行。诸位朋友，什么是ＣＣＴＶ？在我们中国ＣＣＴＶ是中央电视台的简称。所以当时我觉得很惊讶，说你看这个中央电视台的影响满大的，到英国的超市都能够收看得到。结果时间久了才发现，这个ＣＣＴＶ不是中央电视台，是中央监控系统的简称。意思是说我们这个超市有中央监控系统，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被监控之中，所以你不要想著去偷东西。当时我们到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大陆还没有这些东西，觉得很奇怪，觉得自己也不被人信任，一举一动都被监控之中，觉得很不舒服，你看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结果四年多我回到国内，发现中国人学得很快，各大超市、公共的场合、主要的街道，都有了监控系统摄像头，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监控之中。我们现在很多的破案也确实是要依靠这些高科技的手段，但是问题是这些监控系统、科技手段愈来愈发达，是不是违法乱纪的人因此就愈来愈少了？并没有因此而愈来愈少。
所以有一次我们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有一个西方学者，她是一位女士，她用非常讽刺的口吻说，她说你们中国人千万千万不要盲目的向西方学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西方国家并不像你们想像的那样理想，恰恰相反，还出现了你们几千年前的老子所描述的情形。什么情形？很难得，她当时就引用了这句话，「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所以你看一个外国的学者，她能够引用老子的话，警惕我们中国人不要盲目的向西方学习，而我们很多中国人却到国外去学习他们所谓的先进的东西。所以我自己也非常的感慨，自己走了很多的弯路，把大好的青春年华都用在学习英语上了。比如说我们从初中开始就要学英语，一直学到了博士。而且直到现在，各个重要的考试都要考英语，所以大家对英语看得很重。但是遗憾的是什么？读不懂自己的文言文，读不懂老祖宗的教诲，这是一件多么让人遗憾和悲哀的事情！所以我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后悔。
你看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每一天起得很早，在校园里读诵。大家现在也可以到中国的大学去调查一下，每天早晨起来读诵的都是什么？基本上都是英语，很少有人在读诵圣贤经典，读诵四书五经的。所以浪费了很多的时间，这个确实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当然也有好处，很多中国学生到了国外反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生起了信心。不仅仅是我自己有这样的体会，我遇到也是人民大学的一位博士生，我去参加他的论文答辩。结果他到英国去访学一年，遇到了一位英国的汉学家，他在和他交流的过程中发现，这个英国的汉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的赞叹。他本来是到英国学习西方欧洲的哲学，但是没想到，反而到了英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生起了信心。所以现在这个时代确实不是西风东渐的时代，而是东风西渐的时代，我们以后确实应该把中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弘扬到世界各地。
现在的西方国家因为忽视了道德教育，专注於制度建设，所以也出现了监狱以人满为患，政府以警察短缺为忧的弊病。在《群书治要．袁子正书》上也提醒我们，他说「不能止民恶心，而欲以刀锯禁其外，虽日刑人於市，不能制也。」你不能制止人民作恶的心，而只是以刀锯刑罚禁止人外在的行为，就是你每一天都在外面执行死刑、执行判决，都不能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发生。在《汉书》上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只是重视法律的严苛，而忽视了道德教育，会出现什么现象？会出现「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的现象。这句话说得很形象、很到位，说这个法律一出台，奸诈的行为就生起；这个命令一传达，欺诈的行为就产生。就像以汤止沸、以薪救火一样，只是使事情愈演愈烈，而於事无补。所以这些论述都告诉我们，在反腐败的过程中要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因为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就在於人心坏了，要挽救人的良心必须靠伦理道德的教育。
第六个问题就是，读《群书治要》对提升官德修养真的有帮助吗？
很多人就半信半疑，说你看一部唐代的经典，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读了，居然能够让他不腐败，这是真的吗？我们看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政要》上就写到，相信这也是读完《群书治要》得到的体会，得出了一个经验。他说，「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你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当君主的很贪心，最后的结果丧失了自己的国家；当臣子的很贪心，最后是身败名裂遗臭万年。所以唐太宗说，一个人拿著自己的官位不珍惜，去徇私舞弊，就如同是拿著珍珠弹射鸟雀。什么意思？这个珍珠的子弹非常的昂贵，在古代还没有人造珍珠，全都是自然珍珠，可谓价值连城，但是他认为这没有什么，拿著这个珍珠的子弹去射麻雀，分不清哪一个重、哪一个轻。
我们看在清朝的时候，曾国藩先生曾经对军中的僚属宣誓，说不取军中一钱寄回家中。我们看到他的这一句誓言，就想到我们现在的很多领导干部，不仅仅是以公肥私，还是想方设法的把国有资产化为私有，中饱私囊。那是什么原因？原因就在於我们所读的书、所受的教育和古人不一样了。曾国藩之所以能做到不取公家的一文钱挪作私用，是因为他从小熟读的是四书五经，受的是圣贤教诲。我相信他之所以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家败离不开一个奢字，人败离不开一个逸字，讨人厌离不开一个骄字」，一定是和他熟读圣贤书、熟读《大学》密不可分。在《大学》上告诉我们，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告诉我们德行是根本，财富、名声、地位都是枝叶花果。学习植物的人都知道，这个植物它的枝叶花果能够延伸到哪里，它下边的根必须要延伸到哪里。所以中国人有句话说，「厚德载物」，外在的财富、身分、地位、名声靠什么来承载？靠深厚的德行。所以中国人又有一句话说，「德不配位」，也就是说你的德行和你的位置、名声、财富、享受不相匹配，那就怎么样？那就多有奇祸，多有意想不到的、突如其来的灾祸。所以古人明白这个道理，对於不义之财是不敢去贪取的。
像《大学》上又说，「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这个财货是以不好的、不正当的方式获得的，也一定会以不好的方式败散掉，这是一定的规律。当然我们现代人看了这一句话，可能对它半信半疑，甚至心存侥幸，真的是如此吗？古人也知道后人可能会犹豫，所以把那个不好的、败散钱财的方式也给我们概括出来了。说这个钱财不是赚到你手、贪到你手就是你的了，它为五家所共有。首先就是官府，比如说我们这个钱是贪污受贿、违法乱纪赚来的，后来东窗事发，自己锒铛入狱，所有的家产、不义之财被没收、被充公。我们看历史有很多像这种不义之财被官府所没收的案例，比如说和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看一个幻灯片：
这个人就是和珅，清朝最著名的贪官，贪污资产达到上亿两白银。和珅的家产到底有多少？其说法不一，有的说达到了八亿两白银。这个数字是清王朝十年财政的总和。所以他招致了杀身之祸。和珅在位时作恶多端，但却深得乾隆皇帝宠幸，荣华富贵久久不衰。大量的财富，使和珅过著帝王般奢华的生活。和珅在北京什刹海畔建造起豪华宅第，也就是今天的恭王府。府内甚至仿乾隆皇帝的宁寿宫，建起楠木房，称为「锡晋斋」。仿皇帝建造修建的还有垂花门和皇宫用的宫灯等等。於是有舆论认为，看来还是邪恶悭贪能得好处。谁料乾隆帝刚去世，他就被嘉庆帝抓捕，抄家、处死。和珅遭恶报之前，因为福报已经折损光了、享受光了，所以家中就出现了种种凶相，这些全部记录在史料中。下面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拍摄的纪录片片段。嘉庆元年七月初七，被和珅视为掌上明珠的次子，刚满两岁就夭折了。仅仅过了两个多月，和珅的弟弟四川总督和琳，又在军中染上瘴气身亡，和琳又是他官场上的一大支柱，突然暴亡，和珅格外悲痛。嘉庆二年，和珅的孙子也夭折了。嘉庆三年二月，和珅结发三十年的妻子冯氏也撒手而去。不到一年，他本人也成了泉下之鬼。和珅死后，他的儿子丰绅殷德在河北冀州找了一块地，草草的埋葬了和珅。
和珅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的案例。而且不仅仅没收了他的全部家产，而给他的后代子孙也带来了影响。第二就是水灾，第三就是火灾，这些不义之财也会被大火给焚烧掉、也被洪水给漂夺走。第四就是盗贼。中国古人讲「盗亦有道」，这个盗贼也讲道义，而他的道义之一就是专门劫富济贫。所以，你看这个人贪污受贿了很多的家产，过著挥霍无度的生活，盗贼看了都会过意不去，专门偷盗、敲诈、勒索为富不仁的人。第五个，防不胜防，那就是不肖子孙，不贤德的败家子，也会把你的不义之财给败散掉。当然古人这不过是抛砖引玉，引导我们学会去观察。既然这个不义之财不能够长久，还给自己招致了凶祸，谁还愿意去贪这个不义之财？所以如果这个道理大家都明了，官员都学习《群书治要》，你送给他钱他都不敢去要了。
在道家的劝善书《太上感应篇》中也这样比喻，「取非义之财者，譬如漏脯救饥，鸩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及之。」而这个《太上感应篇》被誉为道家古代的状元、宰相的必读之书，也就是说你要想做好状元、宰相必须要读这一部书。但是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连这一部书听说都没有听说过。再看《群书治要．尚书》上还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早在二００九年的时候，当时的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延安干部学院秋季开学典礼上，其实就这样告诫过，「贪官敛财，从来都祸及子孙；廉官清白，多数能阴泽后代。」可以说这是一个读历史的人得出的必然结论。一部二十四史，其实就是一部「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历史。
现在很多人特别喜欢学《易经》，为什么学《易经》？希望找一个人给我算一卦，看看我这件事可不可以做？这一个生意合作伙伴可不可以交？这一个事情发展趋势如何？这些都是枝叶花果。其实《易经》上有两句话我们学到了，我们也可以看一个人的未来。《易经》上有两句话，前面一句话我们刚才讲过了，另一句话叫「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当我们看到一个省部级以上的干部突然锒铛入狱的时候，大家都会议论纷纷，探讨原因，说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原因，莫衷一是。实际上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古人早都给我们写下来了，记在经典之中，那就是恶不积不足以灭身所导致的，还有什么其他原因？恶贯满盈，自作自受。
再看《尚书》上说，一个人对内兴起迷恋女色之风，对外喜欢打猎，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游玩，没有节制，喜欢饮酒，沉溺於靡靡之音，住的房屋又高又大，墙上还雕刻著花纹，雕梁画栋，极尽奢侈之事，以上这几种情况只要有一种你做到了，那就没有不灭亡的。更何况现在的很多领导干部，所有的这些全都做到了，那还有不灭亡的道理吗？所以你看到一个省部级以上的官员突然锒铛入狱的时候，不要感觉到很惊讶，其实早在十年、二十年之前，你看到他的所作所为，你就知道他必然有这一天。在《孝经》上还告诉我们怎么样的长久保持富贵，说「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能多学一点《易经》，多学一点《孝经》，多读一读《尚书》，他就不会做那些骄奢淫逸的事，之所以今天锒铛入狱，就是因为做得太过分所导致的。所以《尚书》上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天灾人祸通过人的忏悔，还是可以改变的，但是自己作恶却不知道回头，是逃不过灾祸的惩罚。这些道理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都能够熟读，自然就不敢去贪污受贿、违法乱纪了。所以它对官德修养提升确实很有帮助。
第七个问题，中国古人不重视制度建设吗？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很多，似乎都是在强调道德教育，好像古人不怎么重视制度建设。其实中国古人很重视制度建设。他制度建设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怎么样把人培养成一个好人，怎么样把这个好人选拔在领导的位置上，他所有的制度都是围绕这个核心来进行的。比如说我们看教育制度，《汉书》上就告诉我们，古代的圣王没有不把教化看作是重要的事情的。在国都设立太学，在乡镇设立庠序，就是乡间的学校。这些学校建立的目的是什么？都是教导人们仁义礼智信。所以它的刑法很轻，但是没有人作奸犯科，都是因为教化通行、社会风气非常的好。所以你看他从教育上就很重视把人培养成好人。他的选拔制度，从汉代开始就实行了举孝廉的人才选拔制度。这个地方官负责把这个地方具有孝廉品质的孩子举荐出来，由国家培养，做为官吏的候补。因为这个孩子孝，就能对国家忠，这个人廉洁，就没有贪心。为了使这个地方官举荐公平，不是他把自己的亲人举荐出来了，不是谁送给他钱他就举荐谁，还有一个制度加以保证，那就是「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能够为国家推荐德才兼备人才的人，受到国家最高的奖赏；相反你手下有人才，你因为嫉贤妒能把他给蒙蔽、埋没了，这样的人受到国家最高的惩罚。这样的制度一实行，就使德才兼备的人出现在领导职位上。
很多人说我们现在腐败盛行就是因为传统的官本位的文化。实际上什么叫官本位？中国古人确实很尊重官员。譬如《孟子》上就说，「德一，齿一，爵一」。让我们尊敬有德行的人，尊敬有爵位的领导者，还要尊敬上了年纪的人。为什么古人对於领导干部，对於有爵位的人那么尊重？因为他的选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与」。也就是说，这个人没有德行就不给他这个爵位，不让他当领导，德行愈高，他的领导位置也就愈高。所以人们尊敬他，不是因为他的官位，而是知道他的德行很高。禄非功不与，这个禄就是奉禄，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工资、奖金，你的奉禄，没有功劳的人就不给与他高的奉禄。所以他拿的奉禄愈多，就说明他对国家的功劳愈大。这两个选官的前提一确立，我们才知道，德才兼备的人出现在领导位置上，大家尊重领导，实际上尊重的是他的德行，不仅仅是他的权势。
很多人对高薪养廉问题也一直很关心，一直在讨论。我们看《群书治要》，我们发现其实古人对这个问题很早就给以探讨了。比如说在《刘廙政论》上他就说，他说「知清而不知所以重其禄者，则欺而浊」，我们想让官员清廉，但是却不知道提高官员的奉禄，结果官员的欺诈之风就会兴起，官场很污浊。「知重其禄而不知少其吏者，则竭而不足」，只知道一味的提高官员的工资、奉禄，但是不知道减少官员的人数，国家负担很重，就感觉到竭尽全力也没有足够的工资供养这些领导干部。「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尽其力者，则事繁而职阙」，知道减少官员的数目，但是没有提高官员的职业道德，让他竭尽全力的把自己的本分尽好，就感觉到事情很繁多而职位有所缺失。其实不是职位缺失，而是因为大家都没有竭尽全力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这几句话实际上告诉我们，高薪养廉有没有必要？古人认为非常的有必要。如果官员的奉禄很低，不足以养活他的父母、妻子、儿女，但是他手里的权力又很大，他批个条子就是一个项目上百万、上千万、上亿，但是自己的工资每个月却很微薄。古人把这个称为「渴马守水，饿犬护肉」，这个形容得非常形象，很渴的马让它守护水源，很饥饿的狗让它看护肥肉。让他想不去贪占是很难很难的，只有极少数很自律的人才能做到。所以怎么样？要让他们的俸禄足以维持一个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所以高薪养廉有必要。但是它的前提是什么？那就是要减少官员的数目，不能够人浮於事。比喻说公务员的队伍非常的庞大，你又提升他的工资，结果要维持这么多的工资，人民百姓的负担就会相当的沉重。所以你要高薪养廉必须要减少公务员的数目，还要提升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