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的梦想，从六十年代初期我的大哥考人华东师范大学时就开始萌发。当时，在我们乡下，别说是大学生本人，就是大学生的家人，也受到格外的尊敬，当然也不乏嫉恨。我在自家的院子里，常常听到胡同里有人议论：“别看这家房子破，可是出过大学生的！”偶尔还听到有人压低了嗓门议论：“这家是老中农，竟然出了一个大学生！”有一年寒假，大哥回家探亲，趁他睡着时，我把他的校徽偷偷地摘下来，戴在自己胸前，跑到街上，向小伙伴们炫耀。小伙伴们讽刺我：“是你哥上大学，又不是你上，烧包什么？＂那时我就暗下决心，长大了一定要考上大学，做一个大学生。但随着阶级斗争的呼声越来越高，惟出身论搞得越来越凶，我的大学梦也越来越渺茫。到了“文化大革命”爆发，大学停止了招生，我的大学梦就彻底地破灭了。不但大学梦破灭，连上中学的权利也因为家庭出身中农而被剥夺了。按照当时的政策，中农的孩子是可以念中学的，国家要剥夺的是“地富反坏右”的后代受教育的权利．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中农的孩子基本上也都被赶出了校门。制定这套教育政策的人用心十分良苦，他们知道，剥夺阶级敌人的后代受教育的权利，是巩固红色江山的一个最有力的措施。

“文革”后期，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按照政策来说，农村青年，家庭出身只要不是“地富反坏右”、具备了中学的同等学力、劳动积极，都可以接受贫下中农的推荐，免试进入大学。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那时大学招收的学生少，每年的招生名额，到不了村这一级就被瓜分光了，所谓的贫下中农推荐其实是一句美丽的谎言。后来出了个张铁生，靠着一封信上了大学。现在提起他来，人们大都嗤之以鼻，但在当时，我却十分崇拜他。张铁生的成功唤醒了我的大学梦，使我在绝望中看到了一线希望。虽然我没有读过中学，但在家看过我大哥留下的全部中学课本，尽管数理化不行，但语文的实际水平比那些读过中学的贫下中农子弟要高许多。于是我就给当时任教育部长的周荣鑫写信，向他表达我想上大学的强烈愿望。信发出去不久的一个傍晚，我劳动回来，坐在灶前帮母亲烧火做饭，看到父亲像喝醉了似的摇摇晃晃地走进家门。他的手里，攥着一封信。我本能地感到这封信与我有关，父亲站在灶前，浑身打着哆嗦。他注视着我，脸在灶火的映照下放着红光。他对我说：“你想怎么呢？”然后他就把手里的信给了我。那是一个棕色的牛皮纸公用信封，已经被撕开，我从里边抽出一张印有红字抬头的公用信笺，借着灶火，看到信笺上用圆珠笔写了几行歪歪扭扭的字。大意是信已收到，想上大学的愿望是好的，希望在农村安心劳动，好好表现，等待贫下中农的推荐。我虽然知道这是官腔套话，但还是受到了很大的感动，这毕竟是国家教育部的复信，我一个农村孩子，能折腾得国家教育部回信，已经创造了奇迹。我听到父亲和母亲低声说了一夜的话，知道他们的心情很复杂。接下来的半年里，我给省、地、县、公社的招生领导小组写了许多信，向他们诉说我的大学梦想，但再也没有回声。村子里的人知道了我在做大学梦，都用异样的眼神看我，好像看一个神经有毛病的人。生产队里的贫农代表当着许多人的面对我说：“你这样的能上了大学，连圈里的猪也能上！”他的话虽然难听，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确是到了家的实话，其实，即便队里的猪上了大学，我也上不了。

当时的农村青年，要想脱离农村，除了上大学之外，还有一条路就是去当兵。当兵时如果好好表现，就可能被推荐上大学，也有可能被直接提拔成军官。这是一条金光大道，但对一个中农的儿子来说，当兵在某种意义上比被推荐上大学还要难。从十七岁那年开始，我每年都报名应征，但到了中途就被刷了下来。不是身体不合格，是家庭出身不合格。家庭出身在理论上也合格，但既然有那么多的贫下中农子弟都想当兵，怎么可能让一个老中农的儿子去呢？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机会终于来了。一九七六年征兵时节，村子里的干部和几乎所有的社员都到昌邑县挖胶莱河，适龄青年在工地上参加体检。我那时在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没去挖河，在公社驻地与社直机关的青年一起参加了体检。正好公社武装部长的儿子也在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我知道他父亲手中的权力对我多么重要，平时就注意团结他。征兵开始，我就给他父亲写了一封信，让他送了去。再加上许多好人帮忙，就这样混进了革命队伍。

到了队伍里第二年，高考恢复，我们的领导以为我是高中毕业生，就给了我一次复习功课准备来年参加高考的机会。报考的学校是解放军的工程技术学院，专业是计算机终端维修。领导把这个决定告诉我时，我真是百感交集，连续三天吃不下饭。我知道自己肚子里没有墨水，除了能写作文外，数理化几乎是一窍不通。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二我以为等于五分之三，而距离高考只有半年的时间，怎么办？考还是不考？最后还是决定考。我让家里把大哥的那些书全部寄来，开始了艰难的自学。学到来年六月，总算入了点门，感到考试不至于得零分时，领导告诉我，考试的名额没有了。这又是一个让我感到悲喜交集的消息，悲的是半年的苦熬白费了，喜的是不必考不中出丑。后来我知道，那年参加考试的人，多半是一些军干子弟，他们的水平比我高不了多少，但还是照顾人了学。如果我参加了那次考试，没准也能被录取，如果被录取，我就很可能成为了一个无线电技师，而不会成为一个写小说的。

就在我的大学梦彻底破灭了时，大学却突然对我傲开了大门。那时我已经参加了党政干部基础课的学习，半年内很轻松地通过了四门，再有一年就可以得到大专文凭，这时，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恢复招生的消息传到了我的耳朵。我带着已经发表的几篇作品跑到军艺时，报名工作已经结束，我的恩师、时任文学系主任的徐怀中先生看了我的作品，兴奋地对当时在系里担任业务于事的刘毅然说：“这个学生，即便文化考试不及格我们也要了。”参加文化考试时，政治和语文我很有把握，没有把握的是地理，但机缘凑巧，考试时，在我面前的墙上，挂着一张世界地图，还有一张中国地图，有一道题是让回答围绕着我国边境的国家，我准确无误地答了这道题，还有一道关于等高线的题我凭着直觉也答对了。这样，我就以作品最高分、文化考试第二名的优秀成绩进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成了一名年近三十的大专生。

那一届进入军艺文学系学习的学生，有几位已经大名鼎鼎，最有名的如济南军区的李存葆、李荃，沈阳军区的宋学武，南京军区的钱刚，都得过国家级的文学奖，其余的同学也都发表过很多作品。当时我们是白天听课，晚上写作。四个人住一间宿舍。为了互不干扰，许多宿舍里都拉起了帷慢，进去后能使人迷路。我们宿舍里的人徽，还保持着一览无余的朴素面貌。那时天比现在冷，暖气不热，房间里可以结冰。写到半夜，饿了，就用“热得快”烧水煮方便面吃。听说方便面要涨价，一次买回八十包。深夜两点了，文学系里还是灯火通明。有人就敲着铁碗在楼道里喊：“收工了！收工了！”有人把我们宿舍叫做“造币车间”，我是头号“造币机”。我们系是干部专修班，没有几个老师，大部分的课要外请老师来讲。北大的老师、社科院的老师，凡是跟文学沾边的，几乎被我们请了一个遍，还请来了许多社会名流。这样的方式，虽然不系统，但信息量很大，狂轰滥炸、八面来风，对迅速地改变我们头脑里固有的文学观念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请来的老师大多数都有真才实学，也有个别的妖蛾子。譬如我们的一个女同学就把一个据说对存在主义深有研究的人请来。这人留着披肩长发，据说是男性。这伙计一进教室就蹦到讲台上坐着，开始讲存在主义。他讲了半天也没讲明白什么是存在主义，讲到后半截身体就在讲台上扭来扭去。我知道这伙计累了，坐在讲台上，毕竟不如坐在椅子上舒服，但要从桌子上跳下来又很丢面子。我们还请来过一个据说对气功有研究的人，这人说他只要发起气功来，能在钢琴上即兴弹奏出天国的音乐。他果然就弹了一曲，但我们的一个对音乐有研究的同学说，他弹的是一首最初级的钢琴练习曲。我们还请来著名的音乐指挥李德伦给我们讲交响乐。李大师从三皇五帝讲起，一直讲到好吃午饭了才进入正题，用录音机放曲子给我们听。我向李大师提了一个要求，希望他能对着录音机比划比划。大师冷笑道：我只会指挥乐队，不会指挥录音机。下课后，同学们有的骂我，有的嘲笑我，当时我还不服气，嫌人家李德伦架子大。现在想起来，真是愚蠢，我怎么可以让人家那么大的一个指挥家指挥录音机呢？

从军艺毕业后，过了两年，我又混进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合办的作家研究生班。当时是想去学点英语，学点理论，争取做一个“学者”型的作家。但到了那里之后，才发现学英语和学理论都不容易，正好赶上了学生运动，就心安理得地不去上课了。现在想起来，当然又很后悔，尤其是出了国门，看到那些美丽的小洋妞叽叽咕咕地讲话而我一句也听不明白时。

现在，我有正儿八经的硕士学位证书，填表时也无耻地填上研究生学历，但我自己心里清楚，其实并没有真正地上过大学。真正地上大学，就应该像我的大哥那样，从小学到中学，一步步地考上去。我虽然拥有国家承认的研究生学历，毕竟还是野狐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