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祖古也面临着属于他们的挑战

文：宗萨仁波切

最近第四世蒋贡康楚仁波切发布声明称他已放弃之前所承担的角色，这一声明激起了来自很多不同角度的复杂感受。

一方面来讲，作为在过去许多生世都曾与蒋贡康楚有着紧密联结的蒋扬钦哲的转世祖古，我所关心的是佛法，尤其是利美（不分教派）这一我们两者的前世曾共同倡导的精神。

而另一方面，作为人类，我们就是无法摆脱做对比的习气，而我也发现自己会在我那一代祖古与现今这一代祖古之间做对比。

我们那一代的祖古们经历过很多艰辛，比如整整一年都只吃米饭和土豆，而没有其他食物；乘坐印度最廉价的公共交通旅行；睡在火车站台上；六七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口袋里装着不到10个卢比；一支铅笔要凑合着用上一整年；甚至必须与其他18位学生共享课本。作为一个孩子，我只有过两个玩具，还是我自己亲手做出来的。

更糟的是，我的辅导老师让我在一个房间里禁足，不仅是几个星期或几个月，而是整整一年，以至于即使是去趟厕所也算得上是一次期待已久的短途旅行。我们也经常会遭受语言及肢体上的虐待，甚至于打到我们头破血流，以及用荨麻抽打我们。

我不是在为这些行为辩护或美化它们。但是对比来说，我们现今一代的祖古真是受到了十足的溺爱，而且日子算是最好过的了。不过进一步思量的话，如今这些年轻的祖古们也面临着属于他们的挑战，这些挑战在某些方面远比我们那一代的挑战更为困难。

世界变得更小也更开放，人们的期待也变得高了许多。尤其是一些背负着传承历史的祖古，经常会成为各方公众的关注焦点。这对那些年幼即被推上宝座、被赋予诸如“法王”的头衔、所到之处都会有人为之吹奏喇叭的祖古们来说尤其如此。

所有这些大张旗鼓的举动都抬高了公众的期待，且不当地将这些孩子置于巨大的压力之下。他们经常成为公众焦点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当今的宗教机构总是不断地将他们置于聚光灯下。这一现象在未来的几年里也看不出什么减轻的迹象。

在这些巨大变化的时代背景下，第四世蒋贡康楚仁波切的决定让我们不得不承认和检视现今教导与抚养祖古们的方式中所存在的一些根本缺陷。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主题，但它也必须得到解决，而这正是本篇文章的目的。

为什么年轻的祖古们需要接受训练

一个主要的复杂因素来自于，学生和弟子们不知道该如何在他们出于真实的佛法修行而生出的对这些年轻男孩的净观，与他们文化传统中经常将谄媚与崇拜置于净观之上的成见之间取得平衡。

作为金刚乘的修行人，我们被认为应该对自己的上师抱持净观。对那些具备这个能力的人来说，即使是上师的外在显相改变了，这种净观和虔诚心也不该有所动摇。实际上，我见过一些伟大的修行人，他们看待自己上师年轻的转世时没有任何疑惑，而是超越了对转世者特定的年龄、体型、外貌或是国籍一类的外显，而清楚地从中看到他们真实的上师。理想上，这是一个修行人应该要做到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被认定为一位大成就者之转世的孩子没有学习和接受训练的责任。如果，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个孩子是个出众且真实的转世，展现出了他是自己上一世生命的完整延续，那么当然任何的训练和教养都显得武断。但若非这种情况，那么这个孩子就需要被训练，以便能够为他/她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

因此，即使上一世成就者的弟子对其转世拥有净观，并全心全意地献身于他们的职责，这位祖古自身也需要履行他被认定所代表的转世所承载的角色和责任。

现今的事实是，尽管这些孩子可能是真实的转世祖古，他们中的许多人却甚至没有学过自己擦鼻子，更别说是要完全地展现出他们上一世所具备的诸如遍知一类的品质了。

年轻的祖古仍然需要接受训练

从一个生世转到下一个生世，可不像是从一个房间搬去另一个房间。时代流转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要让转世祖古展现出他们的真实本性和品质，也就需要新的训练形式。我们需要重新检视这些年轻祖古实际需要的训练，然而出自于文化成见的盲目弟子式的崇拜掩盖掉了这一点。

实际上，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祖古经常并非真正的转世，只是在孩童时就被贴上了“祖古”的标签，人们希望由此利益到这些孩子以及其他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祖古”这个词就只是个象征性的标签，而这样的孩子如果不经过恰当的训练也就不会彰显出什么有成就的品质。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这些年轻的祖古仍然只是孩子，需要接受训练，以恰当的方式抚养长大，给予灌顶和教授——而且不仅是智识上和学术上的教授。我们需要让他们在自信的同时也懂得谦逊。我们需要让他们看似神圣的同时也不失为一个常人。

而且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让他们成为真正的精神修行者。毕竟，他们是要成为精神领袖或传承的持有者，而不仅仅是政治领袖或村落首领。因此如果他们不是真实的佛法修行者，那未来还有什么希望呢？

当前的教学方式中存在的根本缺陷

我们的教学以及抚养祖古们的方式并没有与时俱进，而且我必须说，西藏人，尤其是在寺院里的西藏人，极为顽固并且抗拒变革。

这其中也有一些表面上的改变，仅仅是因为，如果教师们继续沿用以前培养我们的方式对待现在的学生，就会被人送进监狱。如今的祖古们可能不再糟受暴打了，甚至可能有周末假期，有充足的家人探访，和一大堆玩具。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学方法从根本上有所改变或是适应了时代。

今天的祖古们被置于宝座之上，并被随从围绕，而对这个随从来说，他更感兴趣的经常是如何延续（这个祖古的）机构，而不是培养出下一代的精神和传承领袖。所有那些随身配备，包括随众、地毯、锦缎、玉盏，可以让祖古看起来与众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接受过训练。

所有这些喧闹似乎在他们年幼时就开始了，因为如果你给一个街头流浪儿用香波洗澡，再让他坐在锦缎上，他也会至少在几个小时里看起来让人印象深刻。如果一个非常年幼的祖古甚至能在这种不寻常的氛围下微笑，信徒们就会将它解读为某种神奇的表征。

然而这种以做秀替代真正的训练的状况，已经发展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它对年轻的祖古们施加了一种隐形却强烈的压力。毕竟，没有哪种压力比来自他人的期待更强大且严峻。

因此就算没有上千双眼，哪怕只有上百双眼盯着这些祖古的所作所为并且品头论足时，他们可能就会将自己隔离并关闭在自己所能想到的最孤独也最与世隔绝的地带里。

被误导的对于形象和财富的关注——造成压力的因素之一

这个世界与日俱增的物质主义及其影响已经渗入了我们的寺院和宗教组织，高阶喇嘛、尤其是传承持有者过着铺张奢华且隔绝于凡俗现实的生活，几乎是帝王一般！

这也许有些效用——而且我并不是说它没发生过效用——在西藏，很少人会提问质疑，极少有人审查，而且人们有着巨大的虔诚。然而从长期来看，那些本应出离于世间的高阶喇嘛却过着奢侈如暴发户一般的生活，带着金表和手镯，这样的现象向外界传递着严重错误的讯号。

最首要的是，这种“模式”完全不鼓励人们修习佛法，尤其是对那些新加入寺院、思维还并不很严密的年轻僧侣来说。毕竟，释迦牟尼佛选择以赤脚托钵的形象示现于世是有理由的——因为这种苦行、出离和简朴的象征有其真实的含义。

我并不是说今日的高阶喇嘛们都应该突然改为托钵而行。但他们展现出某种朴实的谦逊，以及简单生活的形象却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个很好的需要改变的例子，是一年一度在菩提伽耶的菩提树下进行冬季祈愿法会和庆典期间很多喇嘛的行为。我时常在想，其他的佛教徒，比如小乘佛教的修行者，会怎样看待我们置身宝座上的喇嘛甚至坐得比一些佛像还要高的现象。

当然，密乘之道教导我们视自己的上师为一切诸佛的总集。然而在如菩提伽耶这样的地方，那些佛像和符号对一般大众、乃至对所有佛教徒来说都有着深远的意义，而其中没有哪尊佛像会位于佛陀之上。因此菩提伽耶是一个让我们的喇嘛开始修习简朴和谦逊的好地方。

我可以想象得到，一位富有的僧人或传承领袖如何为一些游荡的西藏人或过于热情的中国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有意无意的，这确实也树立了一种不好的习俗，好似一个喇嘛必须拥有财富或阶层。

从佛教徒最基本的观点来看，这样的讯息是完全错误的。毕竟，对于佛教徒来说，佛陀是这个世界上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人。而佛陀最重要的举动就是战败摩罗，赢得证悟。这一伟大的事件发生在一个简朴的、由草和菩提叶片制成的坐垫上，而不是发生在宝座、锦缎或其他诸如此类的装饰物上面。

简而言之，当前对于财富和特权的关注成为了祖古训练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不仅会不自觉地将我们年轻的祖古们变成被宠坏的顽童，也与佛陀的教育及其中的核心价值观相悖。

特权有可能成为束缚转世祖古的监狱

由特权形成的牢狱

有意或无意地，如今的寺院找到并为之加冕成为祖古的孩子们貌似经常恰好来自于富有或有权势的家族。不管动机如何，如今的祖古被用作寺院的主要看点，因为绝大部分的人来寺院是为了觐见祖古或是高阶喇嘛，而非来参访寺院本身。如果这个祖古的名字前还缀有“法王”或是“尊贵的”这样的词汇，再附上对这个祖古是过去哪位伟大成就者之转世的奇异描述时就更是如此了。

实际上，诸如“法王”这样的词汇并非源自佛教，而是从基督教中直接借用而来的。因此藏传喇嘛们对这种来自基督教的头衔有所执迷，真可谓头脑错乱，当他们将法王的称号缀于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的名字前面时就更让人感到尴尬。实际上，基督教徒们一定会嘲笑我们，尤其是因为一位被任命的主教在被授予诸如教皇这样的头衔时，平均年龄都已在60多岁。

而且，由于这些年轻的转世喇嘛对于寺院来说是如此重要的资产，我们可以预见到背后隐藏着对于寻找和加冕祖古的迫切，因此如今祖古的数量比我们三四十年前所能见到的要多得多。

实际上，在接受加冕坐床及与之相关的大肆宣传之后，很常见的就是，这些祖古经常从非常年幼开始，就被赋予了开展某种项目或工程的责任——或是保护环境、或是建造佛塔、佛学院、或是建造一些巨型佛像。几乎好像是，要成为一个好的喇嘛，他就必须做出个工程。

但是更深入的审视这些行为就会发现，这些经常只是创造收入的工具，而且我们知道西藏体系对于接受公众捐赠的透明程度和管理能力都是多么的匮乏。

东南亚的盲目虔诚及慷慨供养的文化习俗与西藏没有捐赠复核机制及收支管理的封建式祖古体系的结合，也成为了现代祖古训练系统向前发展的阻碍。那些年纪尚轻的男孩最终忘记了钱并不是从树上长出来的，也对自己面前堆积如山的供养背后流血流汗的人们没有什么概念。

面对如此之多的财富、特权和崇拜作为犒赏，我们不难发现有许多家长渴望自己的孩子被封为高阶喇嘛。他们对孩子将因此而承受哪些知之甚少。

成为一个转世祖古，实际上非常像是被扔进了最令人难以想象的监狱。把孩子置于最舒适的环境，配上最鲜亮的锦缎，给他冰激淋、玩具、礼物和尊敬，同时又有系统地让他失去成长为能够应对人类世界的正常人的机会。

真正的痛苦会在这些年轻祖古长大的时候到来，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荷尔蒙，对世界的真实状况一无所知，并感到自己一无是处。他们甚至不知道和这个世界互动的最基本的方式，更不要说是怎样做一位领袖了。这样的祖古怎么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精神导师并且引导学生们呢？

伪善的温床

在持续且高强度的公众聚焦之下，试图保持我们年轻的祖古们享有特权和尊重的形象，不可避免地会助长伪善。

举例来说，年轻的祖古被教导说他们必须坚守梵行，保持僧侣的身份。但是在他们如此年轻的年纪，就以是否禁欲作为考量他们清净与否的标准，这对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而且也会很危险，因为这样的外在标准实际上是一种不赢即输的游戏。毕竟说来，我们人类在荷尔蒙面前真的没有多少自控能力。

甚至从戒律上来讲，是根本不允许将禁欲的誓言强加在一个人的自由意志之上，或是作为高压的结果的，而这样的情形却经常发生在如今的年轻僧侣们身上。值得铭记在心的是，释迦牟尼佛自己也是在结过婚有了孩子之后才做出了出离于此的决定的。

长期以来社会压力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之前有一位康楚仁波切决定还俗时，他所处僧团中的一个人甚至想要暗杀他。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在幼年就被强迫接受禁欲的年轻僧人最终成长成为了真正优秀的僧侣。然而更常见的是，在当今高强度的社会压力及网络娱乐之下，强加上禁欲的要求，让我们很多年轻的祖古不得不掩藏自己的“错误”，并因此变得伪善。

当这些祖古们发现他们的同伴，有些时候甚至是他们的指导老师也同样伪善而行时，他的这种伪装会进一步被强化。一个助长这类伪善行为的教学体系是严重误导他人的，并且最终会导致非常怪异的行为现象。

当今及未来世界所需要的教学方法

从另一方面讲，我真的对拉章（labrang，祖古的内阁）、僧人、以及其他肩负训练我们年轻转世喇嘛之责任的人们感到由衷的同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着非常好的动机，他们仅仅是不知道如何抚养当今这个时代的孩子，仅仅是不知道该怎样调整以适应当今的情况。

除了学术上的训练之外，我们年轻的祖古们需要学习如何排队以得到那些需要排队才能获得的东西；需要学习如何分享该分享的东西；需要学习其他一些人类礼仪与社会契约方面的基本内容。当他们被无微不至的照料和给予时，很多祖古们甚至连诸如“分享”这样最基本的人类常识也完全没机会学习，因而无法招架这个世界。他们不仅仅需要领导力训练，也需要人类关系方面最基础的课程。

指导老师和侍者们必须知道，除了沮丧之外，这些年轻祖古中的其中一些人甚至烧伤自己或用剃须刀割伤自己——就像其他困惑的青少年们所做的那样。这类行为警醒我们去意识到，当前是一个多么危险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仅仅是要抚养一个寻常的孩子，尤其是一个青少年，都格外具有挑战，这是所有为人父母都知道的。那么，抚养一个将来要执掌远远超过于一个家族资产或家族传承的孩子或青少年，有该是多么的困难呢?况且我们的祖古训练者们对于在当今世界抚养孩子所需要的基础人类训练方面完全没有相关的知识和经验。

遗憾的是，这些祖古训练者们关心的更多的是这些年轻的孩子、这些常常是蹒跚学步中的小孩，在公众面前的行为举止以及如何被公众所对待，而不是将这些孩子作为最基本的人类来关怀。这些训练者们不停地关心谁得到了更高的座位或更好的待遇，护送祖古的车队里有多少辆车，有多少人到机场去迎接他们，这些从根本上影响到了这些祖古们的心念——而且并不是朝着好的面向。

我们可以从如今日渐增多的“双祖古”现象、以及同一个过往大师有多个转世并被不同的团体所拥立的现象中看到这种态度的改变。我们还没见过任何一个祖古说：“哦不，我不是真正的祖古，另一个喇嘛才是真正的转世。”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对自己的头衔极为执着，紧紧的抓着不放，这很难被视为一个真正的“佛教徒”的品质。

而且我们也在人们对待教学体系本身的态度上看到了同样令人困扰的改变。在我们那一代，我们会积极主动地去寻找老师并获得教授，即使是要在交通设施都几乎不存在的地方长途跋涉。我清楚的记得有一次，我从Gorakpur一路走到Lumbini，再搭上一辆去往Birantnagar的拖拉机，只是为了在尼泊尔接受噶玛巴的一次教授。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那一代的教师为我们灌输了仅仅为获得珍贵法教中的一个词语也要乐于付出牺牲的热忱和意乐。

如今我们几乎看不到年轻的祖古们渴切地四处寻找老师和寻求教法了。实际上我们还得为他们对某个教授表现出了兴致、或是亲自召见某位老师而感到高兴。在佛教传统上，对于佛法教授的态度发生如此的转变，真是严重的错误。

有多少人曾注意到，比方说，现如今的年轻祖古们的照片上那里还有他们坐在自己老师的座下，并表达恭敬之心的影像？更不要说是他们对老师鞠躬的影像了。尽管这样做是非常有益的表率。在祖古坐床仪式上，将一个孩子置于宝座之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那一刻起一直到整个青春期都持续的让他坐在宝座上却不是个明智之举。

西藏人大多认为培养祖古只是意味着拥有一位指导老师，接受很多法教，背很多经文，学很多仪轨。而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更广义的训练来自于这个祖古被抚养的环境和方式——尽管这是非常基础又简单的道理。

现如今对祖古的教学主要是智识上的，是与现实世界脱节的（资料图）

对于真正的祖古训练教学存在的社会和文化壁垒

再一次强调，我不想把整个责任都归咎于那些直接负责训练祖古的拉章成员和僧侣们在培养方式上的缺陷。实际上，这一情形的很大原因可以被归咎于西藏和不丹这样的传统社会里所存在的全心全意的虔诚与过时的文化包袱所形成的复杂混合体。

我时常想象这些高阶喇嘛们该有多渴望能一个人背着行囊旅行，在茶铺饮茶，坐坐人力车。而他们热忱的随从却不会允许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要面对来自于我们传统社会的巨大压力，传统会对这些喇嘛们的行为举止有着特定的要求，认为喇嘛们应当被信徒、听众、侍者、锦缎所围绕，并且要保持所有来自于传统和现代的关于地位的象征。

在我成长期间，人们甚至用一个东藏的谚语来责备我说，喇嘛应该举止像一尊黄金佛像——意思是我们应该坐得笔直，不左观右顾，要表现得像是个圣物，而不是人类。还有另一个谚语说，一头雪狮就该待在高山上，因为如果它下到平地上，会被错当成一条狗。

这两则习语已经表明了全部，它们揭示出喇嘛们如何主观上就不被鼓励与一般大众混在一起，以及我们抚养喇嘛的传统方式对于现代社会来讲有多么的过时。

令人难以直面的现实是，一个金色的雕像根本没法养活自己。雕像从属于它的所有者，而这个所有者有权卖掉雕像，或至少可以售票给想来瞻仰雕像的人们。而喇嘛们，像是雪狮一样，几乎对寻常人的世界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若是如此，这些喇嘛们，如果持续地被呵护而隔离于苦难之外，如果他们所知道的苦难都仅仅来自于书本的阅读，那他们又怎么能向世人教授苦难的真谛呢？

实际上，这正是这一问题里最严重的部分----那就是现在的教学仍然主要是智识上的，是与现实世界脱节的，无法让我们的祖古们成为真正的佛法修行人。是的，这些年轻祖古们会唱诵心咒，起得很早，甚至依仪轨修法、做荟供、或接受剃度。

但是，如阿底峡尊者所说，真正的佛法修行人必须从根本上学习放弃对世间生活及此生的兴趣。作为起点，那意味着不再在乎法座的高度、学生的数量、头衔以及他们手上戴的手表的牌子。

困在时间隧道中

总而言之，现在西藏训练祖古的传统方式正朝向与建立真正的领导力完全相悖的方向。这不是在否认这个过去的确曾培养出既优雅又富有学识、还兼备戒律的祖古的传统中有某些可取之处。

但是进一步的分析也揭示出当前体系中的一个不可取之处，即无法让我们的祖古们做好因应这个世界的准备，更不要说是适应再过二十年之后他们所处的世界了，那时的世界将与现在截然不同。

我们的祖古训练体系仍停留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水平，并没有认识到现在已经是2016年，也并不是在帮助我们的年轻祖古们为适应2026年的世界做准备，那个时候他们将会长大成人，并被期许肩负精神领袖的职责。在未来的时代，苹果公司可以生产出一种芯片，祖古们凭它就可以与世界相连，去探索这个世界中的性、毒品、金钱；我们现在该如何培养我们的祖古，为他们应付那样的时代做出准备呢?

毫无疑问的是，当我们年轻的祖古长大成人，20岁左右时，他们常常会成为人群中完全的异类，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然后由他们的拉章、随从、亲近家属指点他们生活中的一举一动。当这些拉章成员们陷入腐败，任人唯亲时，会使情况变得更糟，而这种状况同样屡见不鲜。

结果就是，新接触藏传佛教的人会对自己所见到的情形感到相当困惑，发现这些理应是遍知且无所不能的喇嘛竟然连他们最亲近的侍者都掌控不了。而西藏人会为这种显而易见的怪相辩解说，这并不是喇嘛的错——喇嘛永远是伟大的——而他的随从和侍者才是问题所在。

然而这无法掩饰一个赤裸裸的现实，那就是我们的祖古很少是真正的佛法修行者，而更多的是与外界隔绝、生活非正常运转的人，更不必提及他们为学生们和弟子们提供真实引领的能力了。我只能祈愿，他们这些怪异的行为有一些隐而未现的利益，而无法被如我这样的凡俗人等所理解。

为我们未来的祖古们所做的祈愿

因此，出于上述所提及的这些造成传统祖古教学方法无法适应现今社会的原因，我必须说，从我个人来讲，我并不会对蒋贡康楚仁波切的所作所为有任何评判。尽管我对他没有多少直接的了解，但我听说过很多他所做出的伟大的事迹，也出于很多种理由而为他深深祈愿，希望他在未来真正的展现光彩。

站在普通人的立场，我真的不在乎第四世蒋贡康楚是否想要成为一名医生。实际上这可能会很伟大和令人鼓舞。他也尽可以去做一名手表匠人，就像我们过去很多伟大的成就者中，有人是制造弓箭的匠人，有人是榨芝麻油的人，有农民，有理发师，甚至有人是妓女。对比来看，做一个医生听起来更让人敬重！

实际上蒋贡康楚的选择可以作为给藏传佛教寺院当前所存在的根本缺陷的一剂绝好的解药。藏传佛教寺院体系使佛教成为了一项职业，被设计用来保障僧侣、寺院及佛法教师的存续。尽管这种佛教徒的“职业”有它的历史根基，保障寺院存续的这种需求是可以被理解的，然而它也在今天引生出很多误解，而不利于佛陀的教法在当今时代更广泛的传播。

出于这个理由，我也一再地建议我的朋友、同事、和其他仁波切伙伴们，当他们教导非藏族人时，不该强调穿着西藏的僧袍或是任何一种佛教袈裟。相反的，让人们见到一位穿着军装、或是穿西装打领带、或是其他寻常服饰的佛法修行人，可以传递出这样一种讯息，即任何人都可以修持佛法。

喇嘛穿着某种特别的服饰是一种相当根深蒂固的习气，而当他这样穿戴时，会立即产生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效果，并创造出一种狂热崇拜的氛围。在我看来，全世界范围里佛教徒的数量在下降，而其他宗教如伊斯兰教的信徒数量在增长，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我们封闭式的排外主义。

总而言之，蒋贡康楚仁波切成为一名医生的选择可能会有一个很完美的结果，可能会在长远上真正地利益于佛法。然而我希望、期冀和祈愿的是，无论他采取哪种形式，都继续全心全意地修持佛法——不是为了某一个传承，而是为了所有的传承----正如他的前世所做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