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童年出家的栖霞寺里面，有一座庄严的藏经楼，楼上收藏佛经，楼下是法堂，平常如同圣地一般，戒备森严，不准人亲近一步。后来好不容易有机缘进到藏经楼，见到那些经书，大都是木刻本，既没有分段又没有标点，有如天书，当然我是看不懂的。一段时间后，听说南京“支那内学院”是个印经的地方，我也曾经参观过，然而他们也大都以木刻本为主，我只能怅然而归。

到台湾后，挂单的圆光寺有一部藏经，大概是日本版，印刷得非常精美，可是它供在橱柜里，是用来礼拜，不是阅读的，所以我仍然无法得知藏经里究竟说些什么。当时，自己既无法看懂藏经，也没有人指导，但我的心里就在想，如何让这许多藏经可以活用起来，不要束之高阁，不要只是供人礼拜，应该要让佛陀所说的法，走向社会、走向民间，甚至走向世界。

宣传影印大藏经后几年，我一直在思索，佛法三藏十二部浩瀚无边，而历朝刊行的佛经原典译著，都没有加以分段标点，而且古文艰涩，名相术语繁多，实在令有心学习之士，望而怯步，苦无入道之门。

于是，从一九五八年起，我就开始从藏经里，找适合大众念诵的经文，然后将古式编排的经文予以重新标点、分段、分行，甚至有些还做科判表解，以辅助经文义理的理解，如普通小说体裁一般，整个字体、版面也都重新调整编排，最后再交由佛教文化服务处发行，使佛典能普遍为大众所接受，倡印“每月一经”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一九七○年初，蓝吉富(时任东海大学讲师)前来找我，鼓励我编印佛教大辞典，当时自己实在没有条件，后来商之于萧碧霞师姑，她在台北吴兴街有一栋房子，愿意提供给我们作大辞典的编辑部，就由蓝吉富与慈怡分别负责，我就定名为《佛光大辞典》。后来，慈怡把编辑部搬移到彰化福山寺，并且建议我们自己来编印大藏经。虽然我知道自己能力有限，但是想起过去，不论玄奘大师西天取经，鸠摩罗什大师终身以译经为业，乃至历朝藏经汇编之不易，尤其元代法珍比丘尼为法宝流通，毅然挥刀断臂募资刻藏，感动十方信士发心赞助，积三十年始成的《赵城金藏》，所谓有愿必成，有志者事竟成，为什么我们不能呢?

所以一九七七年，我在彰化福山寺成立了“佛光大藏经编修委员会”，指示慈怡法师负责，由比丘尼慈庄、慈惠、慈容、慈怡、慈嘉、依空、依淳、达和等担任编辑委员。

之后，在我带动下，慈怡招募大专青年十余人，佛光山丛林学院学生也由老师带领参与编辑的工作，许多义工也都积极参加讲习，投入《佛光大藏经》的校对行列。我们并邀集海内外僧俗学者，采历代各版藏经，重新整理、校勘考订、分段标点、名相释义，并且有经题解说、索引，以及诸家专文等，我希望能编纂一部“人人能读，读而易解，解而能信，信而易行”的《佛光大藏经》。

我将《佛光大藏经》分为十六大类，分别为：《阿含藏》、《般若藏》、《禅藏》、《净土藏》、《法华藏》、《华严藏》、《唯识藏》、《密藏》、《声闻藏》、《律藏》、《本缘藏》、《史传藏》、《图像藏》、《仪志藏》、《艺文藏》、《杂藏》。

上述十六大类中，《图像藏》、《艺文藏》是历代各版藏经中未曾收纳的，主要是我深感佛经本身即深具文学、艺术意涵。佛教东传，丰富了中国的文学、戏曲、建筑、雕刻、绘画，使得佛教文学、艺术留下大量辉煌瑰丽的文化遗产。因此，我期许《佛光大藏经》可以突破传统，将佛教文学、艺术收编入藏，作为佛教传播和弘扬的方便法门。

(摘自《百年佛缘-我的编藏因缘》，星云大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