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场宗教复兴运动也在全球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兴起。查理周刊事件、ISIS迅猛扩张、清华北大高材生出家，宗教因素显然已成为热点新闻背后亟需正视的存在。现代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世界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越来越多的困惑。当前中国社会究竟需不需要信仰?佛教能为现代生活提供怎样的灵性资源?经共识网授权，凤凰佛教《佛教观察家》栏目今日转载明贤法师专访的上半部分。

明贤法师

嘉宾简介：明贤法师，北海禅院、石观音寺住持。禅门“一花五叶”(法眼、沩仰、临济、云门、曹洞五家法脉)传人。中华文化促进会佛教中心副主仼、禅林学社总干事长。2006年作为大陆佛教代表，与台湾慧在法师一起重走了“玄奘西行路”。2013年率先撰文抗议龚琳娜戏谑佛教，形成很大社会反响。“法海事件”也因此成为汉传佛教界公开维权的起点和应对舆论危机的典范。

出家与孝道不相违背

王淇：现在社会上普遍对出家误解很深，一有新闻说哪位大学生出家了，很多人会觉得是特别可惜的事情。应怎么看待出家?出家与孝道相违背吗?

明贤法师：不相违背。孔子说过：“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孝是不同于养的。如果只供给衣食，这仅仅是养;真正的孝是要讲“敬”，关注父母的感受。这方面可能出家人会更出色些。举个例子来讲，空巢老人的感受，跟子女出家了的老人差不多，都是子女不在身边。可是有时空巢老人子女回家也不能花心思陪老人，也让老人失望。出家人虽然不在身边，但也可以每年抽几天假期回家完全陪老人，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看来，最重要的不是养。

90年代初还没有人敢于面对信仰

王淇：法师自己的出家因缘是怎样的?当时究竟为何要出家?

明贤法师：我出生时正值文革中后期，那是个宗教信仰遭到严重破坏的年代。1982年，国家恢复了宗教政策，信仰佛教者仍然很稀少。我对佛教有着天生的感情和兴趣，从小坚持吃素，经常一个人打坐，并想尽办法瞒过家人也要修行。

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我对佛教的信仰已由吃斋、坐禅发展到了非出家不可。尤其在阅读了诸位高僧的著作后，发现理想的佛教与现实存在差距，于是一种愿望油然而生：正是因为现实中的佛教不完善，我才应该出家。

但是那个时代，社会上对佛教的误解和偏见很深，还没有人敢面对正式的信仰，没有人敢公开宣称自己信佛。我母亲很反对我出家，但其实她也不了解佛教到底有多好或者多么不好，只是承受不了邻里议论的压力。她知道如果我出家了，很多人肯定会在旁边说，这肯定是家里做了什么缺德事，孩子才会去信佛，走这种封建迷信的道路。其实这不公平，个人承担了历史的压力，普通百姓对佛教和出家人的不了解甚至误解全发泄到她头上去了。

虽然表面上因为社会压力、因为接受不了各方面的误解，但事实上父母还是帮助了我出家这个决定。当然我也做出了让他们不得不同意的努力。我试图逃跑，第一次逃跑被他们给抓回去了，那时十八岁。抓回去之后，就把我单独关在一间房子里。每天让弟弟送一顿饭。我刚好也借这个机会闭关，在里面抄写佛经，做功课，打坐，过得很充实。终于又寻找到机会逃跑，这次成功了。我直接逃到江西云居山真如寺。

因为此前曾经抄写憨山大师的传记，特别仰慕，就下定决心要出家。后来因为特殊的因缘求了一套《虚云老和尚全集》，我用了很长时间细嚼慢咽读完，便认为出家一定要去云居山找虚云老和尚。其实我把年代弄错了，他是59年圆寂的，我以为他一直都在。所以到云居山的时候到处询问虚老和尚在哪里，所有人都不知道，最后遇到一位居士，他提醒说老和尚已圆寂很多年了，现在都是他的徒孙在做方丈了。

我当时也有几分失望，但还是想，毕竟是虚云老和尚的道场，可以留下。出家的决定，最初确实有一点心酸，因为这代表我放弃了以前的一切，有没有下一步是不好说的。心里七上八下，不知道前程在哪里，有没有道场、法师愿意接收，这些都是问题。

当然，自己清楚，这就是选择，这一“勇气”受到考验，再正常不过。

中国社会伦理形成了一种封禁，禅门棒喝打破封禁

王淇：好像促使您下决心剃度的是弥光长老讲的一个禅宗公案?

明贤法师：是的。那时候我才十八岁，虽然逃了出来，但关于父母与孝道的潜在影响像一张无形大网，使我无法挣脱网格上的任何一道缰绳。幸运的是，我在禅堂中数次听弥老讲到“推父落水，逼母改嫁”的公案，终于豁然开朗。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公案对我真正的作用是什么?并不是说真的要把父亲推下水淹死，逼着母亲到另外一个家庭去，给自己让开路。它真正的作用是让我产生对于出离心的勇气。因为在那个时代，没有对于佛法普遍的社会认同，家庭伦理的封锁不可能让你把出家的决定合理化。如果要去出家，你就会有一种巨大的心理压力，好像自己就是违背公理、十恶不赦的人。

但师父的这个公案打消了这方面的顾虑。这是对于伦理的一种“忌惮思维”，非常可怕，社会上大多数人停留在这种忌惮里，没有办法展开自己生活的另一面。

王淇：打破对于伦理的忌惮不等于说就不遵循伦理吧?忌惮和敬畏的界限在哪里?

明贤法师：当然。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打破规矩，另成方圆。禅宗不可能鼓励我们去杀人放火，去杀父母，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但它非常高效地解决了问题。禅宗的“恶辣钳锤”就表现在这里!如果还留在这忌惮思维上，刚好一棒子把忌惮的部分打掉。事实上，很多人并没有按照道理过生活，他们都是退守到一定的伦理防线之外，退到很远的地方去，为了维护自己的伦理形象进而保证安全性。

推父下海、逼母改嫁的公案，没有躲到不惹非议的安全线下，如果拿到社会上去会引起争议。哪有孩子为了出家去杀掉父母的?公案也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中国的社会伦理形成了一条封禁线，封锁了人的思维活性——你不光事实上不能杀(父母)，连想都不能想(出家)。儒家伦理教条的模式已经严肃到了这个程度。公案实际上起到了击碎这种严肃封锁线的作用。

我那时候才十八岁，不能像现在这样清楚伦理环境对于人思维的绝对封锁的残酷。但公案确实点到了这个问题，确实把我的结给打开了，所以才有勇气下决心出离这个家庭。其实一个青年人想冲破这种伦理封锁，单靠自己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出家是为了做对时代和大众真正有贡献的贤圣僧

明贤法师：那时候，我们四五十青年人去云居山出家做沙弥，一问全都是逃跑出来的。而且大家都拥有不一般的志向，为什么?因为本身他是做了非凡的努力才冲出来的。在这样努力下获得的出家机会，他不会浪费一天。大家通过各种苦行方式锤炼自己的道业，三步一拜朝山的，日中一食的，住在山里边十年二十年不出来的等等。这种努力绝对不是冲着去做一个庸俗的普通人的目标，而是要超凡入圣，要做对于时代和大众真正有贡献的贤圣僧!都是冲着这个目标，做这种人。

现在想想，我师父真是一个非常有见地的人，他看得透啊!他已经上百岁了，直接讲个故事就把问题解决了。如果用现在这种语言方式进行解读，不知要费多少力气。

王淇：如果您遇到一个想出家的人，您会怎么做?

明贤法师：曾经有人来问我，说是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出家，出了家有种种好处和问题，但是不出家也有很多坏处和好处。他已经犹豫好几年了，问我该怎么办?我说可以不用再犹豫了，你是出不了家的。因为凡是要出家的人，对出家这个“决定”是没有任何犹豫的，只有条件方面的允许不允许，只有如何去打破困境赢得出家的条件，只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纠结利弊还成为问题，这不是出家人的思维，这样是出不了家的。

对于要出家的人，如果是男众，我会了解他对于出家这件事情的志向到底有多么高远。如果没有很高远的志向，我会劝他不要出家。寺院不是逃避压力的地方。有的人考虑还更庸俗，可寺院不是养饭桶的地方啊。一定是有做人天师表的资质和理想，才有可能待在寺院，越往后去越是这样。

如果是女众呢，我会更加慎重地提醒她考虑清楚。因为女众如果做出离的决定只有一次机会。不要把出家这件终身只有一次机会的事情当成了一个儿戏般的抉择。

敬畏不同的文化土壤，不要盲目移植异域文化中的信仰

明贤法师：如果要去藏地出家，我也会劝他慎重一些，是不是也要学一些汉传佛教的常识，否则，在藏地待不久，回来以后你要面临要到汉传佛教的道场去生活的问题。你完全不了解汉传佛教是什么，或者说只有对于汉传佛教的不理解甚至误解，将来怎么到这个地方去生活呢?

如果要到海外去剃度，我也会劝，面临的文化土壤不同，国内受教育长大的人可能更适合在国内某个道场剃度。土壤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就像荣格所谈的心理学方面的土壤问题一样，大地表层的土壤一定是不同的，沙漠有沙土，东北有黑土，黄土高原有黄土，表层土壤这种差异是决定性的，你无法忽略。红柳能在干旱的沙漠地带长得很好，你把它移到南方去栽植，长江中下游的土壤虽然营养丰富、水草丰足，但红柳不会适应，在南方不到一个星期就会死掉。

信仰也有一个关乎文化的基础土壤的限制，没有办法把外来的信仰强行移植到某个地方。如果遭遇习惯的不适应，所移植的文化很快会死亡，会枯竭。进行宗教演变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当年利玛窦和汤若望到中国来传教，那是一个时代的全情投入，才使基督教在中国有了一些发展。

我们到其他文化土壤上进行信仰方面的参学，也有同样的问题。参学一定要关注土壤的不同特性，必须要有敬畏心理，要尊重，而不是轻易拿过来就用，甚至拿过来就打。往往轻易进行“转移”最后就“被转移”，被动接受失败，这种案例已经非常多了。所以出家这件事情可能同样也要考虑土壤问题。去一个深受本民族传统文化熏染的道场完成理想，可能更贴切。

无常是因果的终极保障

王淇：尼泊尔大地震后，您写了一篇文章说地震也是无常的一个示现。那无常和因果是不是矛盾的?有因有果就必定是常，无常就没有一个确定的东西。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明贤法师：无常和因果不光没有矛盾，相反无常还是因果的终极保障。一旦不发生无常，因产生了以后，果怎么可能发生?不无常了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这个杯子，它只要是做成了，就永恒地不会坏，人长大了以后永恒地不会老，花开了以后永恒地不会谢。从心理层面上来说，这可能是我们期待的——留住美好的环境，但是从社会事物的进化过程来看，这就是一个灾难。活一亿岁也不死，人能不能受得了，子女会不会受得了。有一个物件过一百万年也还是这样，社会没有任何新鲜的进化成果出现。长了一根头发，长出来以后它就是这样的了，你也没有办法处理它。当杯子摔也摔不碎、头发剪也剪不断、地板永远走不脏、花摘也摘不掉的时候，我们生活的余地在哪里?人的创造力被逼到一个非常狭窄的角落里面去。人已经不需要新生活和新感受的时候，人能过下去吗?

四时的风光不同，一朵花开后能凋谢，所以能激发很多人的诗情才艺，自古以来不晓得出了多少智慧成果。所以因和果的实现一定要有一个前提的保障机制，这就是无常。

无常是不停地要变化，所以在变化当中让因果相互可以推动。因果是事物的必然规律，无常是它的终极保障。无常使得我们这个世间维持了一个充满因果规律的常态。这是一个让人能接受的常态。太阳照样升起是无常的帮助，我们第二天烦恼的化去是无常的帮助，我们从愤怒中苏醒，从绝望中站立，这都是因为无常的帮助。所以无常是维持我们这个社会的常态，让因果被尊重起来的一个最主要的保护伞。所以它们之间不光不冲突，还是相互成全的关系。无常是因果的终极保障。

烦恼的根源在于——过分依赖有为，一无为就不放心

王淇：在现实生活中，哪怕我们知道一出生都是会死的，过完一天就少一天，这些都是事实。但是人不会按可能性来规划生活，而是按概率性来算。比如我今天出门被车撞到的机会有多大。这个概率其实很小，所以也不太把无常、死亡当回事。您怎么看?

明贤法师：这个问题其实反映了时人的一个心态——对于有为的主动过分依赖，对于无为的接纳过分不放心。这是烦恼生起的核心原因。如果计算后果，发现出门被车撞死的概率不大，那么我就可以不管什么因果不因果。有这种想法，完全是因为人以为在有为的主动中才有安全感。

相反，你无为，去接受规律、接受无常，好像反倒是有失落感。抓不住一个实物的东西，就觉得不放心，没有安全感。我不能过无为而治的日子，一定要主动地去努力，去创造，去算几率，去量化。把一切都进行量化，事实上是“有为的主动”的产物。对“有为的主动”过分依赖，所以才事事需要量化。算算几率，可能性更大就往里面投入。事实上你可以不投入，可以不做这些“有为的主动”的工作，但是人是接受不了的。

竞争意识把人裹挟到社会的巨大发展潜流中，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回头，不知道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当另外的存在方式被彻底否决，人们只能向前冲，就像胡适写的诗——“做了过河卒子，只能奋勇向前”。

事实上还是有一种生活方式可以从河边退回来的，也许人需要的没有那么多，也许竞争不是最必要的，也许挣很多钱不是自己唯一的诉求，也许不做业界老大、做做老二仍可以过。

对于有为的主动过分依赖，对于无为的放下过分不放心，这是多数人在竞争环境中起烦恼的主因。但是，人心粗大到已经发现不了问题了。

用白骨观对治贪，慈悲观对治嗔

粽子：针对调伏烦恼，佛经上讲到“止观”，到底什么叫止?什么叫观?

明贤法师：人心好比眼前这支蜡烛。如果窗户都开着，外面的风可以吹进来，烛火就会飘忽不定，这就是不能“止”。“止”是什么呢?关掉窗户!风再强势，也进不来。火焰就不再飘动。

粽子：怎么把这个窗户关掉呢?

明贤法师：所谓八万四千法门，佛教有很多种关掉窗户的方法。调心是其中的一种。比如说，地铁上你跟别人吵架，嗔恨心起来了，这时候最好的办法可能是用慈悲观。你可以把眼前吵架的这个对象观想成自己的亲人或好友，这样你的嗔心就会迅速调回来，这个风就止住了。

如果是因为贪而产生的不止，比如说大街上走路的时候，你看到一个美丽的异性，烦恼被拨动起来，这时候要想把它迅速地止下来，最为有效的方法是九想观和白骨观。九想观是观想一个人身体渐渐腐烂的九个过程：青、肿、坏、血、脓、蛆、散、骨、烧。白骨观就是直接的观人身如白骨。这些方法可以让自己的邪欲迅速停息，得到止的力量。

上面这些问题是有具体对治的方法，还有一种可以通用的方法，就是无常观。简单一点说，就是“任何好的事情都会过去，任何不好的事情也会过去。”任何贪嗔痴将来都是要离开的，任何令你愤怒悲伤的事情总会过去，所以放下吧，这样想想心里就平静下来了。

虚云老和尚提倡，参禅用功的前提就是要放下万缘。用放下的力量去解决问题。

粽子：您生活中烦恼多吗?

明贤法师：相对少，但是有时候也会有。除夕时看到有个网站把一些陈年老谣收集起来，炒作出家人逛车展跟车模合影等等，一下子数百万点击。我们一条一条查对，发现全都是谣言，但是严重败坏佛教形象。我当时生气了，社会人士这样不负责任地对待僧人不公平。但是没有法律法规可以劝阻和制止他们，只能发发评论、写写文章。等我意识到自己在生气，就观察生气这个情绪，发现完全捕捉不到生气的对象。这时候，我的怒气已经没有了，反而化作了一个具体行动——写出文章《当虚拟开始规定现实》。

不断打破自我的“我”是谁?

王淇：佛教讲“破我执”，修行很多时候是为了打破和摧毁自我。但这个不断打破自我的“我”又是谁?有没有这个主体?

明贤法师：过去一句祖师的话“破城还是旧主人”，就是讲这个道理的。是谁一直在打破这个我执呢?

其实，佛教教义的核心在无我，这是跟其他宗教的不同之处。佛陀圆寂之后两三百年，佛教发展出二十个部派。当时的法师上台讲法，一定要先表态“无我”，不然你是没资格说法的。

《中观论》里有个比喻，我执如同芭蕉，剥掉一层还有一层更细的我执。层层剥落，最后发现里面啥都没有，这就是无我。为了达到无我，往往是用里面的芭蕉来破外面的芭蕉。外面是假借的无我，里面是真实的无我。那假借的无我是不是就没有价值?不是的。假借的无我是逐层立功，越细越往里功劳越大，越粗越往外功劳越小。能够认识到“我执可怕需要破除”，这虽然也是一种我执，但是比坚持“自我正确”的我执已经进步了很多。所以是可以利用里层破外层，利用内贼破外贼。破到最后，你再来归因，会发现其实没有贼。

王淇：摧毁自我的过程非常容易嗔恨自己，这怎么办?

明贤法师：起嗔恨心的原因是你用了一个粗的我执去破一个粗的过错。更细的无我不是对自己有气，而是理性平静的。当粗浅的我在横行的时候，要破除它，一定要用相对精细的主动性，才会有效率。

王淇：可不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想去掉骄慢。用粗的无我就是自责说骄慢是不对的，用精细的无我是怎样?

明贤法师：用精细的无我就是平静地审查你的骄慢。你会发现骄慢实际上是几种概念混合起来的。只是个空壳，没有实体。等你把这种概念化的特质一看穿，骄慢的自我感就没有了。

打坐不只为调心，更为破二元分别

粽子：您对打坐怎么看?

明贤法师：打坐可以分成专门修行和平时调心两种。

如果是为了平时调心去打坐，确实可以解决一些现实问题，比如说缓解都市病、消除烦闷情绪，使心性调柔，我们具备更强的适应能力，继续回到社会中。

不过，为了专门修行的打坐才是更本质更核心的。调心只是打坐自然产生的作用而已，更核心的部分是要从调心渐渐进入到深层次、高水平的禅的境界。比如，在低层次的时候我们会划很多的边界。我们习惯性地认为，环境和心没有关系，你和我没有关系。可是到了高层次的禅修境界中，大自然会和所谓的我统合起来，平时觉得特别冲突的事物也会统合起来，比如水与火、黑与白、多与一。

中国人是讲求分明的，似乎很难接受二元一体的状态，比如说我们很难接受黑和白同时存在。你看近代以来的人性观念，似乎只要确定了你是好人就不可能再坏了，你是一个伟大的楷模干错件把小事我们都是容忍不了的，甚至于文革期间有红卫兵接受不了伟大领袖要上厕所、解放初期有禅和子受不了虚云老和尚禅修两支香之间去小净。但如果禅修的境界到了相对高水准，这种二元对立就调和了。印度哲学有这个特点，你要接受黑里同时存在白，一里就有多。它们是天生的不二论，在世间的哲学系统里面就有。中国只有到了禅宗才普遍强调这个，也可以说禅修能很迅速地提升人的哲理思维能力。

王淇：可《道德经》里也有说“反者道之动”，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这是不是也超越了二元?

明贤法师：对。刚刚说的是当前中国普通人的二元思维。而古来圣人是相通的。虽然释道的圣人阶位不同，来去不同，但共同的是这种高水平主张领域的融通。这也是所谓圣者不同于凡人的地方。也是我在《中观见与道德经》里要把般若的中观见跟《道德经》放在一起来谈的原因。这样就使得我们学习的佛法在传统文化的基础领域迅速落地，我们也便容易获得受用。

粽子：您经常打坐吗?每天大概打坐多长时间?

明贤法师：我每天都打坐。不过时间不定，有时候事务特别多，打坐的时间就短。好在已经养成了习惯。其实我出家之前就喜欢打坐。初、高中的时候带着上百号人通宵达旦地打坐。

入手的办法可以多种多样

粽子：也有说法称，打坐不好解决腿的问题，还是念佛要紧。您怎么看?

明贤法师：入手的办法可以多种多样。从念佛入手获取一心不乱，使自己的身心境界体会到外和内的融合、一和多的融合、黑白的融合。这样的受用产生之后，腿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王淇：不一定通过练，有受用了就能解决腿的问题吗?

明贤法师：对，有受用了就会解决。真正有受用，腿只会越变越好，身体越来越调柔，不会越来越糟糕的。但是不是真的有受用，不是说了就算，而是要经得起检验。

禅修不要追求感应

粽子：有些人打坐两三年，身体感觉变化不大;但是有些人打坐两三个月马上就体验到变化了。这是怎么回事?

明贤法师：自我感觉变化不大，并不代表身体根本没变化。打坐的变化有两种，一种是一打坐好像就有很多感应，每次都有不同的进境；还有一种是不管怎么打坐一点感应都没有。这两种情况人数都比较多。

就我个人看来，后一种完全没有受用的情况，可能反倒是禅修状态中更好的。因为禅修不是为了找感觉。

禅修的过程中，我们可能更要负责任的是宿世无始以来的各种恶业力，要在禅修的过程当中让心离于境而不被业迁，积累更多清净因，使自己未来的人生更好。

前一个情况是有些人的确一开始打坐就感应不断，有各种令人兴奋的话题出现。我觉得真正的修行用功不见得需要话题和新感受，因为这些不同于平时生活的自我体验很有可能都是在吃老本，也就是说，我们很可能宿世都是修行人，由现前打坐的因缘，使过去生中禅修的经验迅速涌现出来。这些其实跟我们今世的努力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我说没有任何感受的这种情况反倒是好的，因为真正的修行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寂寞的，没有任何回馈。长夜漫漫中只有你寂静守候，没有任何力量前来安慰。

如果你只能接受佛光注照、神耀灵怡的状况，接受不了长夜静守、毫无进境的情况，那你打坐的初衷有点小问题。因为修行不是追求感应，希望在生活里寻找奇迹这个心态是不够健康的。真正的奇迹不在外境而在内心，是我们有感恩，有慈悲，烦恼被化解，心变得稳实不再起伏不定。这才是修行要追求的。

如何让精神集中不掉举?

粽子：我打坐也是想让自己心静。但是怎么解决掉举的问题(一会儿想到这儿、一会儿想到那儿)?如果不掉举好像就会陷入昏沉困倦?

明贤法师：心有三个主要的状态，一是贪，就是对于顺境充满执著;二是反过来对于逆境太认真太执著，这是嗔;三是痴，痴是对于所执著的对境的无知。

掉举时想的内容基本上在贪、嗔、痴烦恼的某一方面。这时，诸葛亮的话最好用，“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淡泊与宁静会让我们从掉举里迅速回调回来。

掉举是我们面对浮躁的社会现象时被整个大环境催发的心理律动。它不可能被强行压制下来，而是需要假以时日让自己坐下来观察。你看着你的念头，但是对于所想的事并不马上行动和回应。任凭它生灭，你只管坐在那里看着。时间渐渐久了，就会发现自己得到一种力量可以控制掉举，使之归顺，最先开始可以让它只发生在某一小范围内，到后来掉举的问题就能顺利解决。

粽子：这件事放下了，另一件事就蹦出来了。这怎么办?

明贤法师：这也不见得是坏事。《楞严经》里有一个比喻，说有一间屋子。没有阳光的时候，看不到屋子里有什么灰尘。当太阳升起，一缕阳光透过窗户照进屋子里。就发现这一束光照耀的部分，有灰尘在跳跃。

打坐时发现自己不停地产生妄念，这并不说明没有打坐的时候妄念就少。只是说明先的妄念我们照不见，我们甚至无法觉知它，反而是打坐以后觉知到它。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进展。所以这已经是进步，值得继续下去。发现问题就标示在转好。

粽子：那用什么方法把房间里的灰尘它静下来吗?

明贤法师：不需要人为挥动扫帚去扫荡灰尘，静观就好。当太阳越升越高，光柱会越来越大，光照会越来越强。这时候灰尘好像更多了，但是很快光就会照满整个屋子，灰尘就会很迅速地停下来。这时候的禅境已经不一般了。不光是念头不乱起，整个人都会彻底改变。

调呼吸就是调念头

明贤法师：有一个非常朴素的禅修观念，念头就是呼吸。八万四千法门，基本上分成两类。一类是调心，一类是调息。调息事实上就是调念头，调念头事实上同步在调呼吸。打个比方，有个人一见面就抽你一巴掌，你生气了，这时候你的呼吸是不是加强了，会喘粗气?你看念头和呼吸是同时被激发的。不管哪一类烦恼，都是念头越强烈，呼吸也越急促。所以说，气息就是念头。

我们可以用这个指标来观察禅修的进展，只要呼吸慢慢变得安稳平静，就说明你的念头也越来越清净。这是一个经验。

王淇：也就是说行住坐卧中都可以留意自己的呼吸?

明贤法师：完全可以，留意呼吸是修行，留意念头也是修行。不管是谁，可以不出家，也可以不信佛法，但人人都需要修行。因为烦恼不分国界，烦恼不分古今，烦恼不分教内教外，烦恼也不分高低贵贱。修行能给人安宁和寂静的快乐，这样生活就有希望了。人最怕的是被现实耗干，丧失了希望和勇气。

我始终觉得，不管是专业禅修还是普通打坐，都有立竿见影的成果。就像健身一样，只要去做，就一定对身体有不同程度的改良。禅是中国佛教的特质，它既有在宏大教观体系方面的全面观照，又有在生活细节方面的提点功能。宏观上面，中国文化本身尚简、务实，这两个特质都由禅宗兼备。所谓“不立文字”就是打碎所有的教法体系，不管是有多么重要，一旦形成了思想包袱，就一定要打碎。不是包袱而是推动力的时候，就不用打碎。微观上讲，禅对于普通人的生活有非常现实的观照，比如刚才我们说的打坐，这个道理管你信佛不信佛都可以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