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晚清民国时期虽然时局动荡，但中国却涌现出一大批精英人才，佛门也不例外，可谓高僧辈出，圆瑛大师是其中佼佼者之一。圆瑛大师精研佛理，“楞严独步”；又被称为英雄僧侣，领导佛教人士投身抗战；作为现代中国佛教领袖，曾先后七次被选为中国佛教会理事长，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时，又被选为首任会长，并于同年圆寂。

1937年12月圆瑛法师前往南洋赈灾募款（图片来源：资料图片）

圆瑛大师（1878～1953），爱国高僧，佛门领袖。俗家姓吴，乳名昌发，学名亨春。出家之后，法名宏悟，字圆瑛，号韬光，以字行世。

“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九•一八事变后，圆瑛大师有感于山河沦丧，流泪写下了这样的爱国诗句。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圆瑛大师对身边弟子说：菩萨慈悲，“不能一任强暴欺凌迫害”，“不能坐视弱小无罪者横遭杀戮”，“岂能眼看着无数生灵在敌机疯狂滥炸下殒命”，尤其不忍听那“为了抗击日寇而负伤在沙场上断臂折足的战士哀号”，作为佛家弟子应秉承菩萨原义，行救苦救难之责。

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圆瑛大师就主持召开了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由他亲任团长，并紧急通知京（南京）沪地区各寺庙派出200多名年青僧众，往上海玉佛寺报到，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第一京沪僧侣救护队。随后，第二汉口僧侣救护队、第三宁波僧侣救护队相继成立。身为救护团团长的圆瑛大师，要求参加救护队的每位僧侣发扬佛教救世的“大无畏”“大无我”“大慈悲”的三大精神，无所畏惧，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忘却身家之我见”，以大慈大悲去救苦救难。僧侣救护队深入前线，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救死扶伤，护送难民。本为不染血腥的清静之地的寺庙，也辟为收容战地伤兵的佛教医院和接纳灾区难民的佛教收容所。

淞沪战争持续三月，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京沪队第一分队活跃在东战场上，出动工作达百余次，来回于浏行、大场、昆山之间，在枪林弹雨中实施救济众生法事，造成惊人成绩，根据慈联会民国二十七年报告书，我们这个“僧侣救护队”所救护的负伤员兵及租界难民总共有八千二百七十三人，被上海报纸誉为“英勇僧侣”，外国报纸称他们为“战神之敌”。

1937年冬，上海沦陷，经过激战后的上海已是废墟一片，尸横遍野。日军不准收埋阵亡的中国士兵和罹难难民的遗骸，中国居民又无人敢冒杀头之险过问。看着卫国抗敌的战士曝尸郊野，罹祸难民的尸骸遗抛沟壑，圆瑛大师挺身而出，以大无畏的精神发起组织掩埋队，圆瑛法师亲任总队长，队员由上海玉佛寺、法藏寺、清凉寺、国恩寺、关帝庙、报本堂等寺庙的僧众和香工组成。他们每天用四辆汽车，将国人的尸体一具一具地抬上车，送到郊外掩埋。昼夜不停，花了三个多月时间，总计掩埋尸体一万多具。

圆瑛大师率领中国佛教界在抗敌救灾方面的一系列义举，获得了国内外的高度赞扬，当时国民党军将领陈诚也不得不承认：“真正到前线上去救护的只有他们。”

在完成一系列爱国义举后，圆瑛大师又出国募捐抗日资金，号召华侨进行“一元钱救国运动”。1939年10月，圆瑛大师和徒弟筹集了大量资金，从南洋返回上海。圆瑛大师回国后，日本人者劝他出任所谓的中日佛教会会长，圆瑛大师严词拒绝。日本人恼羞成怒，1939年农历九月初一，大批宪兵包围了圆瑛大师所在的寺院，以抗日的“罪名”将圆瑛大师和弟子明旸法师逮捕。

圆瑛大师师徒二人被押到位于上海北四川路的日本宪兵队司令部，马上遭到严刑拷问。明旸法师回忆道：“宪兵们面目狰狞，虎视眈眈……夜阑人静，万籁俱寂时刻，日本宪兵就对先师进行严刑审讯，态度野蛮，几濒于危。师以从容陈辩，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坚持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民族气节。”

随后，圆瑛大师二人又被押解往南京的日本宪兵总司令部，追查二人在南洋募集抗日捐款的事情。圆瑛大师威武不屈，在严刑审讯面前仍做道场，连打三个“净七”，并以绝食与日寇作斗争。

圆瑛大师被捕的消息引起了民众的公愤。迫于舆论压力，1939年11月，日寇释放了圆瑛大师师徒二人。圆瑛大师出狱后，致函福州鼓山涌泉寺辞去方丈之职，走上了更为坚毅的抗日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