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佛教的健康发展要靠什么
如何面对传统
作为今天的出家人,我觉得很不容易。首先,我们需要面对佛教两千多年的传统。这个传统意味着什么?对很多人来说,无非就是早晚课诵、念佛参禅、僧装素食。我们出家后,就进入这样一种“佛教式”的生活轨道,日复一日。
但几年甚至几十年过去,我们能否与法相应,能否达成出家的目的——比如解脱,比如往生净土?我想,多数人未必具足信心。这说明了什么?
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自然有其相应的权威性。也正因为这样的权威,使得人们往往只是埋头顺应,却不敢加以审视。比如我们今天继承的佛教传统,包括我们的生活、修行乃至寺院建设,究竟是佛教的优良传统,还是陈规陋习?这个问题,很多佛教徒是不曾想过,或者是不敢去想的,似乎想一想就是离经叛道,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那么,我们今天的传统和唐朝的佛教是否一样?和印度早期的佛教是否一样?和南传佛教是否一样?和藏传佛教是否一样?当我们换一个角度去观察,会发现传统并不是从上至下唯一道路,也不是亘古不变的唯一样貌。
在它的周围,还有很多或并行、或交叉、或渐行渐远的道路,还有许多或因时、或因地、或因社会背景和文化差异而展现的丰富变化。其中,究竟什么传统更符合佛法真谛?究竟什么是主干,什么是枝末?究竟什么是需要继承的,什么是需要扬弃的?
如果没有一个开阔的视野,我们很可能成为所谓“传统”的牺牲品。甚至不知道,这个所谓的“传统”,只是佛教发展过程出现的某种变异。不幸的是,我们却将这种变异“忠实”地加以继承,进而发扬光大,代代相传。从这一点来说,今天这个时代给我们提供了格外的机遇,让我们拥有前所未有的视野。否则,我们是没有能力对传统加以审视,进行甄别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机遇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扰。因为资讯的发达,我们得以接触到海量的经典法宝。而且这个数量正在不断扩容——不仅有汉传,还有藏传,还有南传。面对如此之多的典籍,如此之多的宗派和思想体系,认识佛教已然成为一项浩大的、让人望而生畏的工程。结果,我们往往在这些法门中绕来绕去,目迷五色,却忘了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或是根本不懂得如何选择,从而造成修学上的无序和混乱。
之所以出现这种困境,固然和太多的选择有关,但更关键的,在于我们缺乏把握核心的能力。纲举方可目张,倘能抓住其中根本,一切就会各就各位,成为修学助缘。反之,我们就可能落入一张不断扩容的大网,为“法”所累,为“法”所困。
当下面临的问题
今天的人应该怎样继承佛教?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也可以说,是一道难题。作为学佛者,真正要把一个宗派,乃至一本经论学好,都需要扎扎实实地下上几年功夫。但在这样一个充满诱惑和喧哗的大环境下,要耐得住寂寞、沉得下心气来修学,又谈何容易?
过去的寺院,一道围墙就是红尘和方外之地的分水岭。但在资讯无孔不入的今天,这道围墙只能起到象征性的作用。真正堪为保障的,是另一道看不见的围墙——那就是如法僧团所营造的氛围。
遗憾的是,具有良好道风和修学氛围的道场在今天已经寥寥无几。多数的寺院,或是忙碌于旅游开发,或是热衷于经忏佛事。在这样的道场,出家人如何得到法的滋养?又靠什么抵御红尘诱惑?
就像我们在一个各种疾病传播的疫区,如果自身没有足够的抵抗力,是很容易受到感染的。同样,当道场不能为出家人提供一个持戒、学修的大环境,而是充斥着人我是非、名闻利养的暗流,个人修学就会变得异常艰辛。就像一株生长在恶劣环境的幼苗,在最需要呵护的时期,却不得不面对狂风暴雨。这样的状况下,侥幸存活已属幸运;倘能学修有成,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奇迹了。
这些绝非危言耸听,而是我们这代人,乃至未来几代人面临的严峻考验。
宗派修学的困境
论及当代佛教,是离不开历史的。因为现在是由过去发展而来,由传统延续而来。只有通过对传统佛教的反思,我们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才能从根本上对症下药。
多年来,我一直在不断思考:什么才是佛法的核心?怎样才能有效地修学?2004年,我发表了《汉传佛教的反思》,探讨佛教从鼎盛走向衰落的原因,引起诸多关注。佛教传入中国后,历经南北朝的发展,至隋唐走向鼎盛——高僧辈出,得道者众,汉传佛教八大宗派几乎都成型于这一时期。它们的交响,组成了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个华美乐章。
其时,也是中国国势和文化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宗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人们的深厚慧根及学养。因为慧根深厚,所以能直抵中心,无须按步就班;因为学养全面,所以能高位起步,无须次第前行。但这样一些方式,不是任何人都有能力效仿的。如果缺乏相应的慧根和学养,直抵中心可能会出现基础薄弱、不能环环相扣等问题,造成修学上的脱节。而高位起步则会让人根本无从开始,因为第一步就迈不上,转来转去,还是回到原点。可以说,这些就是佛教在盛唐之后逐渐式微的起因。
佛教的衰落之因固然很多,但归根结底,不外乎内外两种。其中,外因为社会因素,如“三武一宗”的灭佛,导致寺院被毁、典籍佚失、僧人流散,直接对佛教造成了重大打击。但我觉得,关键还是内在因素,也就是学佛者对教法和证法传统的继承。当这种继承不能完整保留佛教的优良传统时,其发展就会缺失营养而停滞;当这种继承不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甚至是相反时,其发展就会因方向偏差而异化。
汉传佛教的天台、华严、唯识、三论等宗,都建立了一套完整而深奥的思想体系,以及依各自见地所形成的修证方法,如天台止观、华严三昧观、唯识五重观等。如果不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思辩能力,不具备精确的闻思正见和实修体证,就没有能力延续这些教法和证法的传承,而后者的难度又远甚于前者。
所以,这些宗派在发展过程中,先后陷入了有教无观的僵局。不论修学天台、华严,还是唯识、三论,最后多转到念佛,如“教学天台,行归净土”,等等。用一个时髦的词来说,这是属于“混搭”。因为学教和修证应该是相辅相成、彼此增上的,学天台本该修天台止观,学华严本该修华严观法,为什么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念佛?说明在这些宗派的发展过程中,证法体系已彻底中断,再或者,是形同虚设,虽有若无。是以,学人只能在途中改弦易辙,另起炉灶。
但念佛就是一条坦途吗?就能“万修万人去”吗?未必那么简单。如果缺乏信愿行的资粮,净土也是天边可望不可即的一片云彩,看得见,却够不着。那么,这些资粮从哪里来?究竟怎样才能念得有效,念得感应道交?还是需要重视基础、次第和闻思正见,需要懂得这句佛号蕴藏的深广内涵。否则的话,念佛很可能就是在念几个音节而已,是念不到内心,念不出力量的。
净宗而外,禅宗也是汉传佛教发展过程中的一大主流。禅宗强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可以说,是一种极其痛快而刚猛的修行方式。但局限在于,它是特别为接引上根利智所施设的一条捷径。就像险峻的峭壁,距离固然是短,难度也着实是高。当人们没有攀登峭壁的身手时,这种不重视基础、次第和教理的法门,就容易流于玄谈。“口头禅”之弊,即来源于此。
所以,不论是最简单的净宗,还是最直接的禅宗,都离不开对教理的闻思,离不开佛法修学的基础和次第。否则,简单的就会用不上力,直接的又会够不着边。如果这样的话,再简单,再直接,和我们又有什么相干呢?
大乘精神缺失的原因
如果说忽略修学基础造成了宗派修学的困境,那么,菩提心教法的缺失,则使本为大乘的汉传佛教有着浓厚的出世色彩,偏离大乘慈悲利他、积极入世的精神。
菩萨乘和声闻乘的不共之处,除了见地方面,关键是在于菩提心。这种以利益一切众生为己任的发心,也是菩萨道修行的两大内容之一。此外就是菩萨戒,是对这种愿力的践行和落实。应该说,汉传佛教还是比较重视菩萨戒的,出家人固然要受,在家人也往往热衷于此,视之为资深学佛者的身份认证。
遗憾的是,这种受戒往往流于形式。须知,菩萨戒的核心不是其他,正是那个我们常常听到却又知之不详的菩提心。如果没有发起菩提心,即使按照菩萨戒的行为规范来做,也不是合格的菩萨行,因为心才是决定行为性质的根本。
菩萨的内涵就是慈悲,而慈悲的根本就是菩提心。所谓菩提心,就是确定以生命觉醒及帮助一切众生觉醒作为自己尽未来际的目标。可以说,这是人生最为崇高的志向。如果看到轮回苦而希求解脱,那是出离心,是声闻的发心。如果看到芸芸众生在轮回中受苦,不仅希求个人解脱,还发愿带领一切众生走向解脱,就是菩提心,是菩萨的发心。这种愿望不是口号,不是标榜,而是对人生有了深层思考后做出的重大选择。
这个选择的关键,就在于发自内心。所以授菩萨戒之前都要问:发菩提心了没有?这是获得菩萨戒戒体的关键环节,长期以来,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事实上,不少人连这句话都不曾听懂,就人云亦云地作了回答。即使那些听懂的,也很少去考量:自己究竟发心了没有,又发到了什么程度。要知道,如果不曾真正发起菩提心,那么,这种所谓的“菩萨”是徒有虚名、货不对板的。
正因为菩提心对于菩萨戒和菩萨道的修行如此重要,所以,在印度和西藏都有受菩提心戒的传统。所谓受菩提心戒,就是通过特定仪轨,对十方三宝和一切有情作出庄严承诺,确定以帮助一切众生作为尽未来际的目标和方向。这样的承诺,是我们走上菩提道的象征,也是受菩萨戒不可或缺的前行。
我们还要知道,受菩提戒不等于你就是合格的菩萨,惟有持菩萨戒,行菩萨行,才能完成菩萨的身份。就像我们生来就是中国公民,但未必是合格的公民,惟有遵纪守法才是合格的公民。如果违法乱纪,甚至会被取缔这一资格。同样,受了菩萨戒之后,惟有按菩萨的行为准则去实践,我们才能成为修学大乘的佛子,成为名副其实的菩萨。
大乘经典中,菩萨戒有多个传承,一是依《梵网经•菩萨心地品》建立,为梵网菩萨戒,流传最广;一是依《优婆塞戒经》建立,为在家菩萨戒;一是依《瑜伽师地论•菩萨地》建立,为瑜伽菩萨戒。其中,“梵网菩萨戒”是卢舍那佛在莲花藏世界为大菩萨们所说,又由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示,要求非常之高。而“瑜伽菩萨戒”为弥勒菩萨所说,他根据娑婆世界众生的特点,将佛经中有关菩萨的行仪整理出来,相比之下,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只要我们努力去做,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汉传佛教自明朝之后,逐渐走向山林。禅者们关心个人了脱生死,念佛人关心自己往生西方,似乎学佛和现实社会格格不入。可以说,这是汉传佛教走向衰落的人为因素。其原因,就在于菩提心教法的缺失。而这种缺失,也有它的历史原因和背景。
佛法修学包括“见”和“行”两大项目。国人对大乘佛教的继承比较偏向见地方面,对高深的哲理情有独钟。南北朝时期,般若经典传入,正值玄学盛行。这种精深而透彻的见地,立刻受到很多文人名士的追捧,谈玄说妙,一时蔚然成风。受这种风气的影响,汉传各宗多侧重智慧而非慈悲的成就。我们虽然学的是大乘,但往往停留于经典中的大乘,而没有菩萨行者的发心,没有大乘佛子的担当。
在我们心目中,总是把佛菩萨当做信仰对象,当做依赖和归投的靠山。而从大乘倡导的精神来说,身为佛子,更应该把菩萨当做学习对象,应该给自己一个争当菩萨的定位。因为菩萨并不是传说中的神话,也不是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灵,如果我们发起菩提心,确定以自利利他、自觉觉他作为尽未来际的奋斗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已经是菩萨的候选人了。
当然,要成为合格的菩萨,还要受菩萨戒,还要修六度万行。所谓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不仅是菩萨的修行项目,也是我们在社会生存的助缘。比如在工作中,布施,就是与大众广结善缘;持戒,就是制定并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忍辱,就是在工作中任劳任怨,不畏艰难;精进,就是在确定目标之后努力实施,持之以恒;禅定,就是专注于所做的事,不受外在干扰和诱惑;智慧,就是在做事过程中审时度势,方便善巧。当然,这些和真正的六度是有距离的,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六度并不是像我们以为的那么艰难,那么不可企及。
在走向生命觉醒的道路上,我们还需要克服人性的弱点,而六度正是对治贪瞋痴的良药。布施可以对治贪心,持戒可以对治烦恼,忍辱可以对治瞋恨,精进可以对治惰性,禅定可以对治散乱,智慧可以对治愚痴。
在对治的同时,布施可以使我们广修供养,持戒可以使我们严以律己,忍辱可以使我们心性调柔,精进可以使我们勇往直前,禅定可以使我们制心一处,智慧可以使我们明心见性。
所以说,六度是菩萨行者必经的六个修行项目,缺一不可。但前提是发菩提心而行六度,否则,仅仅修一些布施、持戒,可能只是人天善行而已,未必能成为菩萨道的资粮和助缘。
修学体系的思考
除了修学基础和菩提心,修行上的缺乏次第和杂乱无序,也是汉传佛教存在的一大弊病。其实,这个问题在藏传佛教也曾出现。公元十一世纪,阿底峡尊者入藏弘法之前,藏地邪说纷纭,几近没落。为了扭转这一混乱局面,阿底峡尊者应藏王菩提光之请造《菩提道炬论》,驳斥违背佛法的种种异说,并以三士道建构修行次第。其后,宗喀巴大师遥继阿底峡尊者的思想体系,在《道炬论》的基础上,造《菩提道次第论》,包括广论、略论和摄颂,为学人建构了一套从走入佛门到成就佛果的简明套路。包括端正闻法态度、依止善知识、皈依、发心、深信业果等,并以出离心、菩提心、空性见安立“三主要道”。这是一套脉络清晰、层层深入的模式,可以弥补汉传佛教不重次第的流弊,值得我们借鉴和推广。
此外,我们还可以吸收南传佛教的长处,尤其是近代以来所倡导的内观。这一方法在修行上易于入手,操作性强。从前两年开始,我们已在苏州西园寺长期举办“观自在禅修营”,以南传的内观为基础,进而导向禅宗的禅法。从理路上说,是从观照般若到实相般若。而从入手处说,南传禅法以四念处为重点,无论在见地还是用心上,都比较容易契入,使修行不至因为起点过高而无法启程。
在目前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有机会接触到其他宗派乃至其他语系的佛教,这种便利是过去难以想象的。只要能立足于佛法修行的根本,完全可以适当吸收南传、藏传的长处,以此弥补我们现前的不足,促进汉传佛教的建设和发展。
佛法在传播过程中比较强调对机,但也有共同的核心。目前,我们正在建设一套初中高“三级修学模式”,就是根据“皈依、发心、戒律、正见、止观”五大要素所施设。其中,初级是以人生佛教为基础,以信仰建设为中心;中级是以道次第为基础,以菩提心的修学为中心;高级是以正见为基础,以止观禅修为中心。学习方式为自修与共修相结合,重视讨论、交流和分享,重视佛法与人生的相结合。从两年多的实践来看,学员大多能在短时间内对佛法生起信心,使人生出现改变。
这套模式之所以有效,关键就在于抓住了佛法修学的重点,使所用的每一分力都能在关键环节产生作用。虽然每个人的进步有快慢不同,但只要不是南辕北辙,不是绕来绕去,哪怕走得慢些,终归是在不断接近终点。
所以说,今天的佛教传播特别需要建立一套完善、健康、易于复制的模式。因为完善,所以能避免偏差;因为健康,所以能长期发展;因为易于复制,所以能造福大众,使佛法得到广泛传播,使有心学佛者能“入宝山满载而归,驾法船同登彼岸”。
寺院的职能与管理
不久前,我在“江苏省执事培训班”上作了一个讲座,其中谈到四个问题:一是寺院的职能,二是寺院的建筑,三是寺院的管理,四是寺院的僧人。
寺院,是出家人修行的道场,也是面向民众弘法的平台,这是寺院所应具备的内外两大职能。作为出家众,我们要做的同样是内修外弘,也就是在精进道业的同时,积极参与弘法。
但我们看看今天的寺院,因为历史等种种原因,一些寺院只有烧香拜佛的作用,在功能上几乎和神庙相差无几。而另一些寺院则成了旅游观光之地,供人游览参观,娱乐休闲。在这样的寺院,出家人或是像庙祝一样,终日应付香客朝拜;或是像店员一样,终日为游客提供各项服务。这么说虽然有些极端,但事实就是如此。
寺院的确要满足民众的信仰需求,但我们不是庙祝,我们的责任是让他们认识三宝,具备正信。寺院也应该为大众提供服务,但我们不是店员,我们的使命是让他们听闻正法,以学导修。所以,我最近一直在提倡,需要建设修学型和服务型的寺院。
所谓修学型的寺院,即寺院应该以修学为核心,把做事当做学习和修行的一部分,而不是一切围绕做事——以做事为目的,以做事结果为考量标准。如果不重视修学,做事时间长了,最后就会陷入事务中,对学法越来越淡漠,越来越提不起好要之心。我给居士们讲座时,他们往往对法都很有热情,很受触动。相比之下,出家人真爱学法的反而不是很多。包括佛学院的学生,也多半是一种被动的学习,而不是主动地、兴趣盎然地在学。其中有的是因为文化程度不够,学习能力不足,但更多的,是因为深陷于各种事务中,只习惯做事而不习惯学习了。可以说,这是一种本末倒置!
当然这不完全是学生的原因,也和我们的教学方式有关。所以,我还准备将三级修学模式形成一个僧众版,在各地大力推广,使更多的道场能够真正形成修学氛围。我觉得,建设修学型的寺院,使出家人把精力转向学法,把时间用于修法,把身心投入证法,才是中国佛教未来的希望所在。
此外,我们还要建设服务型的寺院,以此实践大乘的真精神。每个出家人都应该认识到:佛教在这个社会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民众信仰需求的增长,佛教界的经济状况有了很大改观。但这些钱真正用于弘法的有多少?用于佛教教育的有多少?用于僧团建设的有多少?我们用了大量资金在盖庙塑像,在做基础建设工作,但实际的情况却是:寺院越来越堂皇,出家人却越来越没有法,越来越没有修证了。所以说,出家人自身修学的提高,才是佛教界的当务之急。只要有法,即使硬件设施差一点,我们一样可以荷担如来家业。但如果没有法,即使有再好的设施,再大的平台,我们又能给大家什么呢?又能让佛教走向哪里呢?
在长期弘法过程中,我接触了各色民众,也看到了人生百态。可以说,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不论富人还是穷人,也不论领导还是百姓,都活得很辛苦,都有很多的迷茫、困惑、烦恼、疲惫,都需要寻找安心之道,寻找解脱之道。而且这种需要正变得越来越普遍,越来越迫切。可以说,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不是其他,正是心理问题。佛法自古有心学之称,是佛陀引导弟子认识并改善心行的方法,也是解决种种心理问题的良药。作为出家人,我们有责任将这种智慧加以传播,使大众从中获益。但前提是,我们自己有健康的身心,有佛法的正见和弘法的善巧,这样才有能力服务社会,引导大众走入佛门,走向解脱。这才是出家人的本份,这种服务才是对大众有真实利益的。
那么,怎样才能建设修学型和服务型寺院?这就需要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否则,再好的想法也难以落实。在佛教传统的三纲制度中,寺主负责行政管理,上座负责道德教育,维那负责制度建设。这是一套极为合理的体制,我觉得,比西方的三权分立更加健全。因为它所建立的是一套双向监督——行政必须在道德和法律的双向监督下做事,这就保障了寺院的健康发展。
早期的寺院,方丈的任务主要是领众修行。在行政方面来说,则有东序和西序。西序是班首,协助方丈进行道德教化;东序是执事,负责寺院的日常行政管理。而现在的方丈往往将教育和行政集权于一身,在这种情况下,对方丈自身素质的要求就特别高。否则的话,就会因缺乏监督而带来各种隐患,造成各种问题。事实上,相关问题在今天的教界比比皆是。由此带来的不良后果,已经对佛教造成了严重的误导和破坏。更可怕的是,这种误导和破坏还在继续,还在变本加厉。如果我们不为此做些什么,即使能保持某种程度的洁身自好,也将沦为佛教走向衰落的推手。因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不逆流而上,就是随波逐流;不中流砥柱,就是顺势而下。
此外,佛陀所制定的六和精神,也是建设如法僧团的指南。六和,即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包括了身口意三业的和合。如果能将三纲的管理制度和六和的管理精神结合起来,就能真正实践佛陀“以法摄僧、以律摄僧”的理想,建设清净、如法、和合的僧团,实乃佛法之幸,众生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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