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夜里，我在阅读报章杂志时，突然心有所感：同样是血肉之躯，有些人虽然平凡低微，却能成就丰功伟业，彪炳人寰；有些人尽管资源丰富，却显得千头万绪，一筹莫展。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敢，是最关键的因素之一。

像诸葛亮书生报国，他用空城计诱开敌军，免除了一场杀戮，那种「敢」于面对千军万马，临危不乱，古今罕可匹敌，让人敬佩不已。天文学家伽利略能不计毁誉，拼死不向神权低头，那种「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令人荡气回肠，无以名之！法显大师以六十高龄，「敢」于西行取经达十余年之久，去时路途艰险，鸟兽绝迹，回程在海上漂流三载，那种「为大事也，不惜身命」的勇气，可谓雷霆万钧，世间稀有！法珍比丘尼以一介女身，「敢」断臂护藏印经，那种为法捐躯，无怨无悔的志节，足以名垂不朽。

回想自己的一生，生于贫寒，长于乱世的我，之所以能对佛教对人间有一点儿作为，不也是因为在「敢」的趋使下，言所当言，为所当为吗？「敢」，诚然是很重要的！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历经内忧外患，我就在那时诞生于中国内地的一个小镇上，那里土瘠民穷，信息缺乏，但我幼小的心灵里却时时刻刻充满了许多问题。外婆茹素拜佛，和蔼可亲，经常为人排难解纷，赢得大家的敬爱。她每次半夜打坐，肚子里都会发出如海潮般的声响，虽然乡人都觉得这是一种有修为的表现，但年少的我却满腹怀疑。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问她：「肚子里发出这种响声对于了生脱死有什么用呢？汽车、火车也都可以发出这种声音啊！」她默然不语，陷入沉思。数年之后，谈及此事时，她突然正色地对我说道：「将来我的后事只有托付给你了！」我想：与其说是因为我所问的问题让她惊悟觉醒，不如说我从小「敢」于发问吧！

十岁那年，父亲在战乱中失去音讯，生死未卜，母亲带著我们兄姊四人，孤苦无依，遂生起变卖祖产另谋发展的念头。哥哥生性老实，畏惧众议，裹足不前；姊姊是女性，在传统社会中没有讲话的余地。排行老三的我，年方十岁，目睹此情此景，便自告奋勇，无畏族人的激烈反对，陪著母亲走了十几华里的路，风尘仆仆地回到老家，毅然签字卖地。由于这一念的「敢」作「敢」为，不但家庭经济困境顿告解决，数十年后，乡里中许多亲友故旧由于坐拥房地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批斗，我的俗家则因为没有恒产而幸免一劫，为众人所羡慕。

十二岁出家学佛之后，尽管丛林教育禁锢森严，却无法完全压抑我「敢」想、「敢」说、「敢」做的个性。佛学院里没有体育课程，我提议无效，背地里自制篮球架，被发现之后，差一点儿被记过受罚；全班拒交考卷抵制某位老师教学不佳，学校怪罪查办，我一人前往代罪，险些被佛学院开除。因为「敢」，我比别人多吃了一些苦头，但我宁可如此，也不愿作一个少做少错，没有承担的哑羊僧。

十九岁时，我提议举办「佛教古物展」，对于当年保守的佛教界而言，此举犹如石破天惊，没想到能蒙校方允准。我一个青涩少年，虽没有任何办活动的经验，却如火如荼地规划、联系、布置、发动，竟然也吸引了数万人潮来参观，在上海轰轰烈烈地展出佛教的珍贵文物。除了惊讶「敢」所引发的潜力之外，我更感谢师长们给予我成长的空间，让我「敢」于发挥，「敢」于创作。我深深觉得：「敢」，是不划地自限；「敢」，是勇于破茧而出。

我不但从小「敢」于向家族的压力挑战，「敢」于和陈腐的思想奋斗，而且「敢」于出生入死，「敢」于见义勇为。抗日战争期间，烽火连天，老弱妇孺吓得躲在家里，不敢出来，我却经常在枪林弹雨中收拾死尸，挖土掩埋安葬，并且救助伤兵，托人运回后方。听说左邻右舍没有米粮，我不顾江水涛涛，枪声四起，潜入运河，游到对岸，搬回几天的柴米油盐，解决大家的民生问题。看到母亲思夫心切，我收拾行囊，携母寻父，一路上漂血成河、骸骨遍野，令人惊心动魄。乡人都夸母亲生了一个勇敢的孩子，其实，说来惭愧，我只不过是「初生之犊不畏虎」罢了。但这也说明了「敢，很重要！」「敢」，使我遇事果断，临危不乱。

二十一岁那年，我在乡下一所小学担任校长，当时国共相争，地方不宁。不但枪弹声、嘶杀声时有所闻，还要接受各路人马不定时的搜查询问，他们动不动就拿著枪抵著你的太阳穴，堵著你的后脑勺，要你坦白交代，要你忠于某一方，如果不「敢」面对现实，如何生存下去？大时代的灾难在心版上留下坚忍不拔的印记，成为我日后最珍贵的资粮之一。

不久，我来到人文荟萃的南京，联合同道响应改革佛教的新运动，撰文办报，传播新思想，弘扬新理念；走上街头弘法布教，以实际行动说明佛教跨出山门，拥抱社会的必要性；为寺院订定新规矩，发展新作风，企图力挽狂澜于既倒。当时的佛教界保守护短，将我们视为洪水猛兽，处处给予打压、排拒，让我们几乎走投无路；甚至勾结地方土豪劣僧，对我们这群敢作敢为的僧青年施以恐吓、威逼、私刑、棒打……，无所不用其极。想到经中说：「假使热铁轮，于汝顶上旋，亦不为此苦，退失菩提心。」我越挫越勇，不但聘请南京首屈一指的王龙律师纠举华藏寺前任住持私吞寺产，以警傚尤，而且结合宪兵、军警的力量，打击黑道横行。过去老师一再告诫我们：「弘法是家务，利生是事业。」此时我不仅口说言诠，而是用身体来力行实践，用生命来刻划历史。想到这里，不禁为自己感到庆喜，因为我在勇「敢」的层次上，有了一点进步；我在勇「敢」的体验上，有了一点提升。自忖还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教为僧、为国为民，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无奈国势不保，我抱著满腔兴教热忱来到台湾，想一展抱负，却到处受阻。那时大家害怕「白色恐怖」，噤若寒蝉，除不顾性命危险，发起「抢救僧宝运动」的慈航法师，以及不惜违逆蒋宋美龄夫人，拒绝信奉耶教的孙张清扬女士等少数大德以外，许多佛教徒不是不敢承认自己是三宝弟子，就是见风转舵，改信耶教，在僧侣同道中也有不少人在走投无路之下，易服变节。

「敢」的念头在这个时候更形「重要」了。我抱定为教奉献的决心，无畏警察单位的取缔阻挠，仍然「敢」四处聚众弘扬佛法，举办游行庆祝佛诞佳节；我坚持宣扬真理的信念，不惧情治人员的逮捕盘问，依旧「敢」张贴海报迎接章嘉活佛来台，撰写文章广招来者信仰佛教；甚至我「敢」拒绝政府人员要我们在寺内书写「反共抗俄」标语，一派凛然地回答来者：「寺院在这里，就已经说明一切了。」我「敢」和军区周旋，要他们撤回借故拆寺的成命。正信佛教就在「一敢，天下无难事」的情况下，突破了政治的防线，接触到社会大众。

但我不以此为足，因为佛教需要提升素质，才能广度众生，裨益人群；佛教需要发展创新，才能与时俱进，福利社会；佛教需要青年参与，才能发挥光热，照亮世间；佛教需要承办事业，才能培养人才，自给自足。但当时老人当权的教界不能忍受这些主张，保守闭塞的民风也无法理解这些观念，于是信徒扬言不资助我以求得自保，教界人士放话要杀我以杜绝后患。但我深信佛祖不辜负人，尽管没有人支持我，我「敢」口说笔书，主张男女平等、僧信平等，提倡佛教文艺化、生活化；尽管自己没有饭吃，我「敢」开办免费的国文补习班、歌咏队、佛教学院、大专佛学夏令营，吸收优秀的佛教青年；尽管蛮不讲理者手持刀棒欲加害于我，我「敢」付诸行动，破除佛道不分的陈年积弊；尽管不明情况者唇枪舌剑种种想问难于我，我「敢」出面应对，袪除大家心中的疑惑阴霾；尽管没有地方安单，我「敢」各地行化，宣扬妙谛；尽管身无分文，我「敢」建寺安僧，接引十方……。因为我「敢」义无反顾，勇往直前，革新佛教的初衷得以在宝岛开花结果。

所以，「敢」，是发心，也是担当；「敢」，是勇气，也是智能……。「敢」的好处不胜枚举，回想我这一生中有好几个转折点，也都是在「敢」作「敢」为之下，化危为安，渐入佳境。首先，在十二岁时，我为了一个偶然的承诺，割爱辞亲，出家学佛，步入另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若非当年如此「敢」于下定决心，我的一生必定无法如此多采多姿。

接著是在二十三岁时，局势变异，未曾踏出江苏一步的我，竟「敢」冒著生命的危险，连夜奔走南京、常州之间，接应百余位同道加入「僧侣救护队」，坐火车，搭轮船，穿山越岭，漂洋过海，来到举目无亲的台湾。文化大革命时，不知多少寺院在火炬中灰飞烟灭，不知多少僧伽在清算中含辱以殁，如果不是因为我一念救人之慈，「敢」领队来台，恐怕也难逃劫数了。

到了台湾，「僧侣救护队」因故自动解散，我在中坜、新竹一带流浪挂单，教书写作，听说宜兰偏僻落后，没有人愿意去弘法，我那时连台湾各地风土人情都搞不清楚，居然「敢」一口允诺李决和居士的邀请，前往驻锡，没想到在那里度了许多佛教青年，为台湾佛教开拓一片新天地。如果我当年畏难苟安，恋栈他处，或许没有这么多秉性淳良的常随弟子，与我一起众志成城，为教奉献了。

开辟佛光山是第四个转折点。当时很多人看到这块偏处一隅的荒山野地，纷纷却步退心，我不为动摇。三十年来，「敢」和洪水飓风搏斗，一次又一次重拾砖瓦，再建家园；「敢」在是非批评中生存度日，以事实瓦解有心人士的毁谤。在无钱无缘下，我培养了一千多名僧伽弟子，在世界各地服务大众。其中，有许多弟子承继了我「敢」作「敢」为的作风，不眠不休地弘法利生，令我感到十分安慰，像慈庄，手拎一只小皮包，就「敢」走遍世界五大洲建设一百余所道场；慈容，虽然生来一副瘦弱的身躯，却「敢」周游全球各国设立佛光会；依华，「敢」只身到环境恶劣的印度留学，十年寒窗，学成归国，促成佛教戒法再传印度的殊胜因缘；慧礼，「敢」赴往「黑暗大陆」──非洲弘法布教，感化无数黑人皈依三宝、出家学佛；依德，为了护持佛法，「敢」在劣民刀枪之中，奋不顾身，勇往直前；觉传，在绑匪面前，「敢」滔滔讲说佛法，丝毫无所畏惧……。「敢」不但成就了一己的道业，也促进了佛教事业的发展；「敢」，不但涵养了个人的圣胎，也成就了万千众生的慧命。

一九八五年，我从住持之职退居下来，破除台湾佛教「万年住持」的传统，为教界作模范，为大众立榜样。退位之后的我天地更为宽阔，因为我「敢」向自己的缺陷挑战，以辛勤的耕耘来战胜先天的不足；我「敢」迈开脚步，行人所未行之路。例如：我不会他国语文，但我「敢」到世界各地弘法，佛教在五大洲于焉发扬光大；我不曾学过组织企划，但我「敢」创立国际佛光会，让僧信平等的理想能在现世落实；我没有丰富的办学经验，但我「敢」办大学，作育英才，像美国的西来大学曾获优良大学的认可，嘉义的南华管理学院在接办一年之内开学招生，创办至今，时间虽短，却也声誉鹊起。去年进来的一百名学生当中，有二十七个学生将该校填为第一志愿，有三十几个学生将该校填为前十个志愿，为台湾教育史创下先例；我也不懂广播、电视，但我「敢」创办公益性质的「佛光卫星电视台」，所有节目不但有益身心，而且没有广告插播。

秉持诸佛菩萨「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的精神来从事国际弘法、组织佛教教会、办理高等教育、设立传播事业，必须要有开阔的胸襟与远大的视野，非「敢」无以成事。往后还有很长的日子需要大家齐心著力，如何才能延续佛教的千秋伟业？如何才能长养众生的法身慧命？还是那句话：「敢，很重要！」

我们不但要「敢」于勇猛向前，「敢」于展开新局，也要「敢」于返观自照，「敢」于除旧布新。去年，佛光山毅然宣布封闭山门，潜心静修，就像任何一种重大的变革一样，封山也需要有远大的勇气。在封山典礼即将结束时，全山法师以果「敢」的步伐踏入「灵山胜境」，山门随之掩闭上锁。我们立志要在文化、教育、修持、弘法上深入扎根，期待不久的将来能为社会作出更佳的贡献。

徒众常说我「行事胆大，游走于悬崖边缘」，其实我也有「不敢」之事，例如：佛事「不敢」不做，因果「不敢」违背。记得多年前，一名素行不良的候选人在我说法时，站上讲台，硬要我将他介绍给大家，我当著他的面，直言告诉听众不要选他；掌管财务的职事因为入不敷出，想要挪用七月道粮作为建设之用，我严禁不准；中日断交，我远赴东瀛，向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争取保留中国佛教会的席次；在台湾戒严时期，我向政府官员建言应开放民意，包容异己；在访问大陆期间，我向中共领导阶层表示应恢复佛教道场；凡世界各地发生重大天灾人祸，我发动信徒，捐输解困；何人何地需要我时，我竭尽所能，给予支助；国内畛域之见冲突日盛时，我在台北道场举行首次「二二八平正法会」，希望藉此唤起大家的觉醒，抚平历史的悲剧，促进族群的和谐；台湾重大刑案频传之际，我发起「慈悲爱心人运动」，培训二千名慈悲爱心人，到大街小巷、学校机关、车站市场、公园庙口，向大众宣导慈悲爱心，以实际的行动来带动全民净化自己，关怀社会。

一九九八年二月，为了光大佛教欢喜、融和、尊重、包容、平等、和平的精神，我在佛陀成道的菩提伽耶传授三坛大戒，让世界各种传承的僧伽齐聚一堂受持净戒，让南传、藏传国家失传一千多年的比丘尼戒在佛教的祖国恢复起来。当大众环绕正觉大塔经行时，我想到「大雄大力大无畏」的佛陀为了追求真理，不但「敢」放弃既有的权位名利，向内心的无明烦恼挑战，甚至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发出「若不成佛，誓不起座」的誓言；为了解民倒悬，不但「敢」向根深蒂固的阶级制度挑战，四处宣扬「众生皆有佛性」的理念，并且广收徒众，有教无类。在感动涕零之余，我心中突然涌现深刻的体悟：「敢」，不是匹夫之勇，不是争强斗胜，而是大愿力的实践，大慈悲的示现，大无私的奉献，大格局的开展。

「敢，很重要！」真正的「敢」，能为大众带来幸福，能为社会带来安康，能为世界带来和平，能为人类带来光明。在此呼吁我们的朝野能表彰真正「敢」作「敢」为的精神，同心协力，转邪为正。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落实「敢」奉献，「敢」承担的理念，敬业乐群，克尽厥责。果能如此，我们的生命将更加光辉灿烂，我们的家园将更加美好温馨。